目前日期文章:201305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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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焦點

陳文珊 聖愛勝過罪惡

 

金毓禎 我的未來不是夢

 

心情小故事

胡子琳 參加死囚告別式感言

 

劉同學 從哪裡來?往哪裡去?

 

活動快訊

修復式正義與司法人權研討會暨研習會

 

時事評論:「正義女神的新天平」會後回響系列之2

鄭仰恩 從台灣轉型正義之歷史與社會實況

 看修復式正義之落實Ⅰ

 

蘿倫.阿姆斯圖談學校的修復式規訓(下)

 

特區掃瞄

丹尼爾.凡.奈斯(Daniel Van Ness)談自己如何從律師成為修復式正義倡議者part1

  

 

跨宗教視野

溫金柯 寬恕是主體性的抉擇:

       論柴玲在六四23週年的反思

 

影音重現

Forgiveness──the Greatest Gift

如果可以細讀敵人的私密檔案,我們應會體認人生命中的遺憾與苦痛之大,而願意放下對彼此的敵意。寬恕,是人所能給予的最偉大的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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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陳文珊(玉山神學院宗教系助理教授)

 

 經文:「我小子們哪,我將這些話寫給你們,是要叫你們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裡我們有一位中保,就是那義者耶穌基督。他為我們的罪作了挽回祭,不是單為我們的罪,也是為普天下人的罪。我們若遵守他的誡命,就曉得是認識他。人若說我認識他,卻不遵守他的誡命,便是說謊話的,真理也不在他心裡了。凡遵守主道的,愛神的心在他裡面實在是完全的。從此我們知道我們是在主裡面。人若說他住在主裡面,就該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親愛的弟兄啊,我寫給你們的,不是一條新命令,乃是你們從起初所受的舊命令;這舊命令就是你們所聽見的道。再者,我寫給你們的,是一條新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們也是真的;因為黑暗漸漸過去,真光已經照耀。人若說自己在光明中,卻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還是在黑暗裡。愛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並沒有絆跌的緣由。惟獨恨弟兄的,是在黑暗裡,且在黑暗裡行,也不知道往哪裡去,因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約翰一書2.1-11)

 

 

弟兄姐妹,平安。在漢文化裡有一句俗諺,「罪有應得」。「應得」,是指罪行所導致的結果,也就是該當承受的刑罰。這個說法突顯了漢文化對於「罪」的理解,「罪」跟「過」不一樣,「罪」常常與刑法相關。連《說文解字》都這樣說,「罪,捕魚竹網。從網、非。」不過,以竹網捕魚,與罪有什麼關連,讓人想不透。後來,根據考證發現,「罪」字原本寫作「辠」,到秦始皇的時候,以「辠」字似「皇」字,才改為「罪」字。「辠」,由「自」和「辛」合成,是形聲字,「自」,是取其形符,是鼻子的形狀,也是聲符,都發ㄗ的音。漢字裡,有「自」這個構成元素的字,多與鼻有關,如「臭、息」等字。至於下面的「辛」字,《說文解字》的解釋是,秋天植物成熟後所帶有的苦辛味,像洋葱或辣椒,使人聞到後,忍不住流眼淚。假借這樣的情境,來形容罪人因受刑苦痛而哭泣。也有另一種說法,認為「辛」是刃,屬兵器,而且其鋒刃向上。在「辛」字與「自」字組成「辠」字的情況下,多半是與古代割鼻的肉刑有關。

 

罪在漢文化中,與違法犯紀有關,指的是行為。但在基督教信仰,罪原初的意思,卻是來自於比喻,「射箭不中的」,也就是意味著人沒有活出上帝創造的目的。在基督教信仰中,罪,不是相對刑法來理解,而是相對於上帝創造的美好來說的。沒有辦法活出上帝起初造我們的美意,就是罪。事實上,罪從一人入了世界後,不犯罪,幾乎成了不可能的事。使徒約翰也這麼想。是所以,經文第一句才說,我寫這些話,「是要叫你們不犯罪」,下一句便馬上接著說,「若有人犯罪」。而且,這裡不是說一個、二個人偶爾犯下的罪,是「我們」基督徒的罪,更是「普天下的人」的罪。既是「普天下」的人都犯罪,也就是說古往今來的每一人,甚至那些還沒有出世的人,統統都被斷定有了罪。罪,於是乎,成為一種事實上的必然。

 

人人皆有罪,比起人人皆有死,在基督信仰中,更是一個不證自明的真理。正是因為罪是一種存在的樣態,正是因為人人都有罪,於是,人人都會死,而且,死還不足以贖罪。因為死不過是罪的結果,也就是某種意義上的「罪有應得」,所以,死根本不能贖罪。牟宗三,這位新儒家的學者,清楚地看出了這點,所以他說,基督教的罪,跟儒家的憂患意識,或是佛教的苦業意識,最大的不同點,在於這是即便死,或人不在了,都不能解決的。除非救贖,罪的問題,不能夠解決。

 

贖罪的需要,在舊約聖經中,就有提供解決之道,就是贖罪祭,也就是挽回祭。贖罪,在舊約裡,是獻上犧牲作為禮物,來撫慰創傷、平息忿怒,進而和好。說贖罪,意味著罪人是可以藉著某些方法來改變既有的狀態;談挽回,則是更多強調著修補關係,重新締和。舊約聖經裡,藉著獻上一隻又一隻的替罪的羊羔,好一次一次地補贖挽回罪人和上帝之間的關係。

 

但是人犯罪,與替罪的羊羔何其無辜?人的罪何其大,用區區羊羔作禮物,如何可能補贖?更何況,羊羔本就是上帝造的,上帝又豈會需要或在意羊羔?難道,上帝這樣子勢利,那些貧無立錐之地的人,沒有東西可以當作禮物獻上的人,上帝就不救贖了嗎?在舊約故事中,亞伯拉罕獻子的故事中,贖罪的羊羔是由上帝自己預備的,突顯了人根本沒有什麼是可以獻上作為禮物,好與上帝修和的。上帝也不需要罪人獻上什麼,便早就憐憫我們,願意挽回我們了。這一點,在新約聖經,藉著耶穌作為挽回祭,更加清楚地顯明出來。上帝在我們還作罪人時便愛我們,不惜將他的獨生愛子賜給我們,讓一切信他的人,不致滅亡,反得永生。

 

既然上帝早就愛我們,願意原諒寬恕我們,既然人根本沒有辦法獻上什麼禮物,去討好上帝,與上帝修和,那為什麼上帝在舊約要以色列人獻贖罪祭,又為什麼在新約非得藉著耶穌作為挽回祭?不是因為上帝需要這些,才能平息祂的怒氣,是我們罪人需要這些,我們罪人需要這些,好讓我們相信,上帝愛我們,不嫌棄我們,願意我們悔改,而不願我們沈淪。這就是為什麼「一切信他的人,不致滅亡,反得永生」。

 

犯罪的罪人,有一種需要,需要重新肯定自己的價值,需要能夠去愛與相信自己值得被愛。因為這樣,他需要做一些什麼去表明。這是舊約贖罪祭的作用。但是罪人,坐在死蔭之地的人,能有什麼好東西,或能做什麼好事,去使得自己相信自己還能夠去愛或值得被愛?罪人不能也無法相信自己。罪人所能做的,惟獨信靠上帝。為了讓罪人能夠信,耶穌成了挽回祭。

 

信靠上帝是愛,是一種對上帝的深切認識。這樣的認識,希臘文作ginoskomen,指的是一種直接的接觸與了解。《創世記》四章1 節用到了相同的這個詞ginosko,「亞當與夏娃同房,夏娃就生了個兒子」,「同房」在這裡是「認識」之意。無怪乎,這種認識,在今天這處經文中,會用「在主裡面」,或作「有他的生命」,更用「愛上帝的心是完全的」,或作「對上帝的愛就達到完全」,去加以形容。除此之外,經文更強調,對上帝的認識會帶來積極的結果,那就是,真正信靠上帝是愛的罪人,如今因著被愛,活在愛裡,在愛裡得以完全,便有了力量去遵行上帝的命令。誠如經文所告訴我們的,「人若說我認識他,卻不遵守他的誡命,便是說謊話的,真理也不在他心裡了。」

 

而這樣的命令,不是別的,就是盡心、盡性、盡意愛上帝,並且愛人如己。這是既新又舊的命令。是一開始門徒便在上帝身上所領受的命令,這是就舊的那一面來說的;更是新的命令,因為「這命令不只在主是真的,在你們也是真的」, 白話的方式來說,就是「這命令的真理,如今也在信眾的當中表現出來」。這種存在的感受,如同大清早看日出一樣,發現周遭的黑暗一點一滴的消逝,真光開始昭耀,從遠處越來越近,直至我們發現自己置身在光明之中。這是愛的初體驗。

 

而要持續待在這樣的光明中,有而且只有一個方法,便是持續愛弟兄姐妹,與上帝與人活在正確的關係中。這樣的敘述,再一次提醒我們,罪是一種存在狀態,它「不只是在黑暗中行」,而且是「在黑暗中」,經文用瞎眼來具體比喻並描繪這樣的經驗,那是一種「要走,卻不知道到要走哪裡去」的行為,更是這樣的存在狀態,「因為眼睛瞎了」。

 

弟兄姐妹,讓我們回到經文一開始,約翰說的話。約翰說,「我寫這些是要使你們不犯罪」。在普天下的人都犯罪的情況下,在犯罪幾乎成為一種必然的情況下,我們如何可以不犯罪?要能不犯罪,不是不去做一些事,更必須是活在一種新的關係中。惟有「活」在愛中,方能「行」在光明中。而這一切都源自上帝不計一切的聖愛,遠勝過對世人罪惡的計較。這是在復活節之後,我們今日從上帝領受的信息。你復活快樂嗎?你在愛中嗎?沒有叫你升天,沒有叫你下陰間,只要你愛。

 

讓我們低頭禱告。「主啊,謝謝你憐恤罪人,體貼我們的痛苦,為了向我們證明上帝的愛,甘願為我們犧牲。因著愛,你挽回了我們,也願我們與上帝與人復和。主啊,我們謝謝你,這樣愛的真理,如今我們也可以活在其中,行在光明中,越照越明,直到正午。孩子們這樣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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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金毓禎

 

經文:「上主的僕人摩西死後,上主對摩西的助手嫩的兒子約書亞說:『我的僕人摩西死了。現在你要準備帶領所有的以色列人過約旦河,到我要賜給他們的土地去。照著我應許摩西的,你們走過的地方,我都要賜給你們。你們的疆界要從南邊的沙漠伸展到北邊的黎巴嫩山脈,從東邊的幼發拉底河,經過赫人的國土,到西邊的地中海。約書亞啊,在你有生之日,沒有人能打敗你。我要與你同在,像我與摩西同在一樣。我絕不撇下你,也不離棄你。你要堅強,要勇敢,因為你要率領人民去征服我許諾給他們祖先的土地。只要你堅強,非常勇敢,切實遵行我僕人摩西給你的全部法律,不偏左不偏右,你將無往不利。你要常常誦念,日夜研讀這法律書,使你能夠遵守書上所寫的一切話。這樣,你就會成功,事事順利。你要記住我的命令:要堅強,要勇敢!不害怕,不沮喪;因為你無論到哪裏,我、上主你的上帝一定與你同在。』」(約書亞記1.1-9)

 

本文:弟兄姐妹,平安。只要活著,不管多大歲數,人就有夢想。我們夢想快樂,我們常說「新年快樂」、「母親節快樂」。我們夢想成功,所以,我們一天到晚想的就是五子登科,妻子、兒子房子、車子、金子。可惜的是,往往夢想僅止於發想,跟我們生活的每一天的現在,沒有什麼關連。這是夢想與真實生活兩不相稱的情況,這類的夢想終究無法實現。所以,我們經常經歷到夢想與現實的落差。但是有一種人,有一種夢想,關乎著我們要成就何等事,想要作何等人,非常具有終末論信仰的深度。它不僅會在未來實現,就是現在己經活在我們的生命中了。

 

這會是怎樣的生活?!現在活在未來裡?!這其實並不是什麼奧秘難懂的事。連世俗的智慧都知道。有一首張雨生的歌可以很清楚地描繪,「你是不是像我在太陽下低頭/流著汗水默默辛苦的工作/你是不是像我就算受了冷漠/也不放棄自己想要的生活/因為我/不在乎/別人怎麼說/我從來沒有忘記我對自己的承諾/對愛的執著/我知道/我的未來不是夢/我認真地過每一分鐘/我的未來不是夢/我的心跟著希望在動。」這樣的夢想,涉及到的不僅只於某種身外之物,在未來的某一天會來到,與我們究竟是誰,要成為哪一種人兩不相干。

 

如果世俗的智慧都知道,何況我們,耶穌基督的跟隨者,這些宣稱上帝國今天己經臨到之大好福音的傳播者?!敢於活在未來中,這件事很好嗎?對少數人來說,如同坐了二十七年苦牢的政治犯曼德拉來說,它可以很痛苦。但對他們來說,即便其中的痛苦也有著無比的甘甜。或許,我們可以樣說,他們可以活在未來的甘甜中,摻著現在的痛苦,一起過下去。今天的經文,關乎的就是這樣的一個不是夢的夢想,讓人現在就活在未來裡面。

 

經文的歷史背景,是一個大環境劇烈變動的處境,一個令置身在其中的個人不知道該何去何從的時刻。他們一直所信賴的先知摩西死了。少部份人,就是後面經文所提及的呂便、迦得以及瑪拿西支族,己經得了他們位在約旦河以東的土地。橫陳在他們前頭的,是與迦南地人一場又一場的爭戰。所以,情況不妙,領袖不見,人們又可能因此分裂,這是一個危機時刻。經文告訴我們,他們在河的這頭,正準備要渡河,卻還一直等待著,從這頭過不去那頭。在人心惶惶,大家舉棋不定的時刻,約書亞頭一遭,不用透過摩西,與上帝有了初體驗,親自從上帝得到了啟示。

 

上帝告訴約書亞,他這一生所肩負的、與以色列人息息相關的使命,以及上帝必與其同在的應許。那不是出於約書亞自己的意思,而是上帝的意思,要選立他作為以色列人的領袖。之後,經文更以三次提到「要堅強,要勇敢」的命令語句作結。合和本聖經可以更清楚地看出,經文用一次比一次更為強烈地口吻,要約書亞堅強起來,「你當剛強壯膽」,「只要剛強,大大壯膽」,甚至,最後用帶有責備的口吻告誡他,「我豈沒有吩咐你嗎?你當剛強壯膽,不要懼怕,也不要驚惶。」彷彿約書亞在領受上帝的啟示的時候,心裡正相當地掙扎與不確定,所以,上帝一再向他確保,他要帶領以色列人去得地為業,他要常常遵行律法,並且他的上帝要與他同在。

 

約書亞的選召,他與上帝的初體驗,具有幾點非常深刻的意義,值得我們省思。首先,這樣的選召不但令約書亞感到戰驚,更不是為了他自身的榮耀或好處。沒錯,上帝的確是應許他,無人可以在他的面前站立,而且會與他同在,如同與摩西同在一樣。但這樣的能力與應許是特別為了他所要完成的使命所加給他的,要幫助以色列人得地為業。

 

其次,這不是我們一般人所會期待的好生活,「錢多、事少、離家近」。世上的人或許會嚮往權力,嚮往成功,「無人可以在你面前站立」的威嚴。但那樣的權威不來自於上帝,而只是為了服事自己的肚腹和私欲。但經文這裡所提到的權威,卻不是這樣。約書亞的選召,非但不是為了他自己,更不是無條件的,他必須遵行上帝藉由摩西所頒定的律法,「律法書不可以離開你的口,總要晝夜思想,好使你謹守遵行這書上所寫的一切話」,如此道路才可以亨通,凡事順利。

 

最後,令人驚訝的是,在未來的奮鬥中,約書亞惟一可以期望的,便是上帝與他同在。除此別無他物。但上帝同在其實不是過程,或是達到目的的手段,用過便可以棄之不顧,它本身就是目的。以色列人之所以要進到迦南地,豈不是期望從此可以成為上帝治理下的子民?以色列人所做,所追求的一切,豈不是期望上帝能與他們同在?或許,我們可以這樣說,沒有這樣的目的,你無法經歷這樣的過程;沒有這樣的過程,你不可能進入這樣的目的。完成使命,是在這樣的一種動機和目的下,才有意義可言。但經文卻告訴我們,這樣的盼望,約書亞現在就可以生活在其中!這就是「不是夢的未來」,可以讓人現在就活在未來當中,認真地過每一分鐘,身、心、生命與氣息,無不跟著希望一起,勃勃地跳動著。

 

這是約書亞未來的人生,更是上帝救贖以色列人計劃的一部分,是上帝救贖全世界的一部分。這件事情徹底改變了約書亞的生活,他開始站在眾人的面前說話,要他們為渡河作準備,並且積極勸說呂便、迦得和瑪拿西支族,不要待在河的這邊,享受安定的生活,反而要過河去作以色列的先鋒,同他們的手足弟兄並肩作戰。

 

在南非,我們看到處境相類似的領袖,曼德拉。這是全世界坐牢坐最久的政治犯,花了二十七年,在一間不過雙臂寬的囚室裡面。曼德拉也曾有過類似像約書亞這樣的處境。那是1994的世界盃橄欖球賽。他曾說,「正是那場世界盃,讓我確定南非的方向」。

 

1994年,他擔任總統,南非似乎己經有所不同,許多人或許以為,這就算是黑人的出頭天,對南非來說,這樣就夠了。但黑白之間的隔閡,仍舊存在。南非不再被全世界排擠,但卻還稱不上是一個偉大的國家。曼德拉一當選,便違背了所有南非黑人的意願,宣告「現在不是報小仇的時候,而是打造新國家的時刻」,南非的復和要從他自己,他的辦公室作起。那個時候,在南非,白人打橄欖球,黑人玩足球。

 

當他知道隔年世界盃橄欖球要在南非舉辦,他接見球隊的隊長,告知他,他的期許,要一個當時專家們一致認為根本打不進前八強的球隊,拿下世界盃的冠軍。這己經是許多人眼中不可能的事。但其實曼德拉要的更多,「要靠這一支球隊讓整個南非團結起來,降低犯罪率、提高人民對政府的信心」。

 

「我當時心裡想,這怎麼可能!我只會打球啊!世界橄欖球冠軍這目標連想都不敢想,我知道球員們會全力以赴,但是球場如戰場,而且每支球隊都身經百戰,尤其紐西蘭隊,一整年沒有嚐過敗績,只有曼德拉彷彿在黑暗中看到微弱但顯著的光芒,也只有他認為我們會獲勝。」橄欖球隊隊長法蘭索瓦事後這樣說。

 

但曼德拉等待。不,更正確地說,他活在他不再是夢的夢想中!他不斷地為球員們加油打氣,發起「一個球隊,一個國家」(One Team, One Country)的活動,每天讀報紙要記住每個隊員的名字,讓球隊下鄉,去教黑人孩子打球,並且把自己在獄中自我惕厲的一首詩手寫下來,在世界盃開打前交給隊長,激勵他自己及周圍的人,不只要求盡力,更要追求偉大。不知追求盡力,更要追求偉大。如何可能己經盡力了,做了所有能做的事,還能超越極限去追求偉大?超越自己的極限,只有信仰能夠,只有為了他人的緣故。終於,南非締造了奇蹟,在1995年拿下了世界盃冠軍。那一年的街頭,充斥著是歡聲雷動的白人和黑人。他們含著淚興奮地相擁,不再分你我。

 

我們如何可能活在未來,進而能夠轉化痛苦為甘甜?只有夠勇敢的靈魂能夠。曼德拉在獄中常用來深自激勵,之後更寫下送給橄欖球隊的詩這樣說,

 

Out of the night that covers me

暗夜遮蔽我
Black as the Pit from pole to pole

黑暗,有如南極到北極的地心深處
I thank whatever gods may be

我感謝未知的上帝
For my unconquerable soul.

為著我這不可征服的靈魂
In the fell clutch of circumstance

處境的重擔壓迫我
I have not winced nor cried aloud.

我卻未曾皺過眉頭,抑或放聲大哭
Under the bludgeonings of chance

在機運不斷的打擊下
My head is bloody, but unbowed.

我滿頭是血,卻絕不低頭
Beyond this place of wrath and tears

這是忿怒與眼淚的所在
Looms but the Horror of the shade

之外,恐怖陰影伺機欲撲
And yet the menace of the years

多年的危厄
Finds and shall find me unafraid.

終將體認也勢必體認我的無懼
It matters not how strait the gate

不管門有多窄
How charged with punishments the scroll

未來還有多少痛擊
I am the master of my fate:

我是自己命運的主人
I am the captain of my soul.

我是自己靈魂的舵手

 弟兄姐妹們,我們可能作為基督徒很久了,在教會很久了,可能年紀不少了,社會歷練也不少,以致於忘記去想,對於未來,我們到底懷抱著什麼夢想。我們還有夢嗎?我們夢想在哪裡?我們的夢想是只關乎我們,抑或對他人有益?我們的夢想與自己想成為怎樣的人有什麼關係?我們有沒有活在我們不再只是夢想的未來中,讓未來成為現在?我們的夢想有沒有讓我們不只盡力活,更讓我們懂得追求偉大,懂得享受與上帝同在的福份?讓我們低頭禱告。

「主啊,我們生命的主,求賜給我們夢想,不單為自己活,更能夠彼此相顧,不單追求盡力,更懂得追求偉大,求你幫助我們,活在上帝國的夢想中,現在就活在未來中,讓我們不論歡喜或痛苦,時刻能夠享受與你同在、蒙你帶領的福氣。我們這樣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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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胡子琳

 

元月七日一行人驅車前往新北市殯儀館安詳廳,參加曾思儒的告別式。他親族只有五位參加,然而至少有六位牧師及傳道人在場,這樣多的牧者到場參加一位死刑犯的追思禮拜,真是讓我驚訝!

 

安詳廳非常小,更生團契到場的人卻很多,大家站著沒人坐下,團契紀福讚牧師負責主禮,總幹事黃明鎮牧師,特別為被害人何佳燕的親人禱告,也為曾思儒的親人禱告,指出曾思儒之所以犯下如此罪行的根本原因。黃牧師述說這些年中,超過百次親自探訪,曾思儒有真心悔改認罪,死刑執行前他還懺悔說六分鐘話,他雖然說:自己還有價值可以為別人服務,但如今卻再也沒有機會了。黃牧師特別闡述生命是寶貴的,教導人人都當尊重生命。

 

曾思儒的一生,隨著死刑的執行畫下了句點,曾思儒雖然在黃牧師等人多次的關懷下,從憤怒到向上帝悔改、向被害人認罪,但是這一切都已經過去了。

 

在追思禮拜的過程中,我心裡很受感動,看到上帝的愛彰顯在人的當中。更生團契的人願意參加死刑犯的追思禮拜,都因為被上帝的愛深深的吸引、觸摸,他們能夠愛,是因為知道上帝先愛了他們。他們願意把上帝那豐盛的愛傳給需要的人,用愛心去實踐,甚至去愛那些很多人認為不該愛、不可愛的人。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罪人,在上帝的眼中沒有一個人符合神的標準,然而耶穌基督親自擔當世人的罪,替我們死,使得上帝的公義得以滿足。這一切的恩典卻只要我們心裡相信就可以稱義,口裡承認就可以得救。

 

人從耶穌得了白白的恩典,更應該把上帝的愛分享出去,在整個追思禮拜過程中,我被激勵受感動,盼望耶穌基督的愛,不只臨到曾思儒,也能臨到他的親人,尤其是他的父親。更盼望更多的人也能跟我們一樣,同得福音的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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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劉同學

 

「誰領你到這裡來?你在這裡做什麼?你在這裡得什麼?」(士師記 183)這段經文讓我開始想一想自己在監獄的生命,想找出它的答案來。

 

關於我的成長背景:父親是公務員,母親在聯勤兵工廠上班,有一個會讀書的哥哥,親戚都是民間信仰拿香拜拜的,我是家族中,第一個信耶穌的。

 

父母在我讀國中時就離婚了。媽媽把希望全放在孩子身上,為了我們有機會受較好的教育而再嫁。我十五歲就離家,當時騙媽媽是到桃園當麵包學徒,其實是加入幫派混黑道。七十六年送母親到機場,她赴美不到二個月,我即因幫派間的糾紛,持有槍械被捕。剛滿十八歲,警方便將我提報流氓,送到警備總部管訓三年。結訓出來,交了一位舞小姐當女友,受她的影響,不抽菸的我,竟然也跟著她一起吸海洛因。染上毒癮後,敗壞的生命更是墮落到地獄裏,老大知道我吸毒,非常生氣,最後只好放棄我。

 

第一次吸毒被捉,判刑三年六月。關二年假釋,出獄後與女友再連絡,又吸毒。當時還有兵役未服,自覺如此下去不行,趕快入伍順便戒毒,當完兵退伍,雖然戒掉海洛因,卻改吸安非他命。第二次被捕,連其他案件共判七年四月,關了四年假釋,出獄後回到以前的幫派,參與搖頭店的管理。日夜顛倒的生活,讓我又開始吸海洛因,這次不但施打還販賣。被捉後,檢察官以販售一、二級毒品起訴並求處無期徒刑。沒想到法官非但沒有重判,還依職權減輕刑度輕判八年。但我不領情,仍上訴想求無罪,一心只想趕快出去再操販毒事業,連同上次假釋殘刑,這次共需服刑十一年四月,服刑期間,還是滿腦子作惡的念頭。

 

四月一日服刑就滿七年,雖多次吸毒入獄,父母一直沒有放棄關心我。但我知道自己無力悔改,正如保羅所說:「立志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羅 718)就算出獄,我還是會犯罪,面對自己的軟弱:「我真是苦啊!誰能救我脫離這取死的身體呢?」(羅 724

 

感謝主!靠著耶穌基督的救恩,讓我於三十八歲這一年在台南監獄認識主。當第一次在聖經讀到畢士大池畔的那癱子,好像看見自己過去被罪綑綁的人生。耶穌的話就像是在對我說:「你已經痊癒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利害。」(約翰福音 514)確定自己在獄中遇見了主,並得著醫治與救贖,過去被罪轄制的身體已被釋放,感受到什麼叫真正的自由。

 

信主後,決定把重生的生命獻上,唯有緊跟著主,這新的生命才能長大,離開祂,無疑是再走死路。有人問:「你出獄有何打算?」這問題讓我想通了一件事,跟隨基督,就不用為將來打算,只當保守自己的心堅定不移,竭力追求神的國、神的義,未來的事就交由神來帶領。若要再走人的道路,與世俗為伍不外乎求名、求利,只會讓我再犯罪,而「罪的工價就是死。」(羅 623

 

當我看到身邊的同學,在苦毒中抱怨生活沒有自由時,就想起自己以前也是如此不安。但現在我知道只要信主,可以幫助我們重拾對生命的盼望。所以求神給我傳福音的恩賜,能講基督的奧秘,把這信主使人得救的好消息與同學分享,用自己的改變做見證,為主做工是我對未來的打算,也是唯一的目標。

 

求神賜我堅定的信心,讓我有智慧的言語和愛人的能力,在這裡活出見證,成為貴重的器皿,請您們為我禱告。

 

「因為我知道,這事藉著您們的祈禱和耶穌基督之靈的幫助,終必叫我得救。」(腓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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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復式正義與司法人權研討會暨講習會系列活動

102年6月4日-7日,隆重登場!


※本活動對外開放報名參加※
報名網址:
http://restorativerights333.blogspot.tw/

 
法務部於2009年引入修復式正義,並開始在各地檢署實施試行計劃。未來如何能進一步評估實施現況,乃至立法,以結合更多司法從業人員,以及社工、心理、宗教不同專業人士參與,促進加害者與受害者和解,落實司法人權的保障,並促進和平教育,亟待參照他國經驗。

紐西蘭為第一個將修復式正義正式立法的國家。

David Carruthers法官係律師背景出身,曾任紐西蘭少年法庭、家事法庭、地區法庭法官,後更擔任假釋委員會主席,現負責警察風紀事務,其為推動該國修復 式正義司法改革工作的先驅,並曾赴國外交流,這次特地邀請他來台作短期訪問,一方面有助於台灣司法人員及修復促進者的培訓工作,另一方面亦可以借其經驗, 與亞太地區及國際修復式正義專家學者搭建司法交流之平台。


I. 司法人員培訓課程
A.司法院家事及少年法庭法官司法人員研習會
102年6月5日星期三 | 司法人員研習所
(臺北市文山區萬美街2段21巷20號)
B.修復促進員講習會
102年6月6日星期四 | 東吳大學城區5211會議室
(台北市中正區貴陽街一段56號)

II. 修復式正義與司法人權研討會
A.台南場
102年6月4日星期二 | 成功大學社科院2樓階梯教室
(台南市東區大學路 1 號)
B.台北場
102年6月7日星期五 | 東吳大學城區5211會議室

(台北市中正區貴陽街一段56號)

主辦單位:
台北律師公會、財團法人小米穗原住民文化基金會、東吳大學人權學程、台灣法學會、財團法人基督教更生團契、修復式正義連線、長榮大學衝突研究中心、輔仁大學法律學院、台灣人權促進會、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中心、成功大學法律系、冤獄平反協會、司法改革基金會

協辦單位:
司法院司法人員研習所、台灣民主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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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鄭仰恩(台灣神學院教會歷史學教授)

 

缺乏歷史正義的台灣社會  

要在台灣社會裡探討「轉型正義」的議題,首先必須面對「歷史正義」的問題,而這又必須從「歷史意識的欠缺」談起。筆者在上一世紀末曾為文感嘆台灣人是一個極端缺乏歷史意識和歷史感的民族:

 

長期以來,不管是制式教育和大眾媒體所灌輸的知識內容,或是台灣威權政治文化所塑造出來的思考方式,都是和台灣的現實生活情況脫節或沒有關聯的。試想想,一個無法由「具體而微」的切身情境中去體認人生之真實面的人,要如何叫他去「定根」在自己的社會中呢?同樣的,一個從小被虛幻的歷史情懷所填塞的人,要如何叫他去認同自己的鄉土呢?這幾年來,對台灣本土的研究和興趣已經成為一種熱潮,但是長久以來缺乏歷史意識的心態仍然支配著人們的心思意念,徘徊不去。[1]

 

更嚴重的是,台灣人民因為長久受到外來殖民政權的統治,在外來歷史觀點的「橫植」與操弄下,不但失落真實自然的歷史意識,更無法形成共同的「集體記憶」。任何用心觀察台灣社會及其文化現象的人應該都清楚,近一世紀來,台灣人民歷經日本殖民政權以及國民黨「外來政權」的威權統治,可以說極其不幸,不但活在無法當家作主的「台灣人的悲哀感」中,也一直未能將這些共同的歷史經驗轉化成具有正面反省意義的「集體記憶」或「歷史教訓」,令人憂心又氣結。

筆者在另一篇文章裡指出:

 

一個缺乏集體記憶的族群很容易陷入兩種危險的景況當中:一是因為患了歷史「癡呆症」或「健忘症」而變得無所適從,二是因為「歷史的無知」而陷入自我欺騙或自以為義的漩渦中而不自知。前者往往在歷史的洪流中任人擺佈,後者則常常懷抱著「因為沒有歷史記憶而自我膨脹」的狂妄心態。…… 另一方面,缺乏歷史感的結果卻又使台灣人自以為是地落入「政治大頭病」以及「內鬥內行」的悲劇性格當中。面對上述的情結,歷史的真智慧應該是「可以原諒,但不可以忘記」,或是「不能由歷史記取教訓的人必定要重蹈歷史的覆轍」。[2]

 

最不幸的是,這種歷史感的失落更造成了整個民族在價值觀和文化性格上的扭曲和腐化。專研台灣史的民間學者楊碧川在他所著《台灣的智慧》一書中就指出,台灣人因為經歷一再的歷史動亂,因而形成十足的難民性格「寧為太平犬,不作離亂人」。諷刺的是,儘管在被統治和壓迫的悲情中,台灣人會憤怒地罵外來政權及其依附者為「走狗」、「買辦」「豬仔」,卻未曾捫心自問:何以自己被豬狗統治?[3]這種拒絕參與歷史的態度,使得台灣人對於這塊孕育自己和其它子民的土地保持冷漠和距離,終至在歷史巨輪的碾壓下淪入怨天尤人和無奈自怨的宿命。面對不公不義的處境,台灣人只求明哲保身、息事寧人,反正受苦受難的不是自己,何必強出頭。這種罔顧真理、是非不明的惡質文化,讓楊碧川悲痛的指出:

 

歷史從不對出賣者有所嚴肅的審判,對於受難者也從未有過公平的肯定。於是,台灣人養成「西瓜倚大邊」的投機心態,爭先恐後去當統治者的義民。每遇動亂,台灣人爭相觀望,「站高山看馬相踢」,看反抗者落難,心中慶幸自己沒有參與。[4]

 

結果是台灣人變得「缺乏耐心思考,容易受煽動,輕信謠言」,更可怕的是「歷史的審判一再遲遲未上場,使得正義、公平一再被踐踏,台灣人的心靈也就一再被污染,一再被扭曲。」[5]換句話說,在缺乏歷史感的台灣社會中,歷史往往不曾有過真正的「審理」與「終結」;也因此,許多受害和受冤屈者經常連「遲來的正義」也等不到!

回顧台灣人的「受難史」,如果不提日本殖民統治下的經驗,光是在國民黨政權超過半世紀(1945-2000)的威權統治下,受難事件及受難者人數可以說難以勝數。早期只有流亡海外的政治難民敢於訴諸文字並陳述受難者的經驗,例如,以政治庇護名義流亡加拿大的施明雄撰寫《台灣人受難史》,記錄了1960-80年間將近四十件的重要政治案。[6]等到解嚴後,各種資料逐漸出土,更揭露了令人震驚的「戰後台灣政治案件檔案」,光是軍事法庭受理的案件就將近三萬件,受難人數約在十五萬人左右,較為人所知的重要政治案件也至少有三百件左右。[7]整體而言,台灣社會在戰後所經歷的諸多政治案件,包括二二八、白色恐怖期間受牽連案件、美麗島等重大政治事件在內,以及舉世矚目的林宅滅門血案、陳文成命案等,都讓台灣社會披上「黑暗時代」的醜惡形象並蒙受「政治不公不義」的陰影。這些政治與歷史的傷害一日不除,台灣社會將永遠沒有清明之日。

公元2000年,民進黨本土政權在舉世震驚下勝出,經過政權和平轉移,給予台灣社會一個初嚐自由氣息的透氣窗,台灣人民也對本土歷史教育和「轉型正義」深具期待。不過,民進黨的八年執政表現卻因政治智慧不圓熟而讓寄予厚望的人民大大失望,加上領導者家族因捲入弊案風暴而遭到公訴,讓人既氣憤又心傷,台灣的民主之路何其坎坷!然而,讓舉世最為震驚的是,在2008年,遠超過半數的台灣人民竟然又將選票投給國民黨,讓這個帶有獨裁本質的政權及其威權文化得以再次復辟。四年後的今天,儘管執政成績欠佳,馬政權仍在中國不當干預及龐大黨產優勢中獲得連任面對上述缺乏「歷史主體性思考」的台灣情境,歷史教育工作就成為有識之士共同關懷的課題,也是本土政治、社會、文化、宗教團體積極投入的改革運動。

從受害者的觀點來看,對於歷史正義的追求毫無疑問地是他們最大的期待和訴求。以1951-1990年間曾經被監禁在台東泰源監獄和綠島綠洲山莊的政治犯為例,不管立場是統是獨,或是偏左偏右,他們幾乎毫無二致地主張「歷史真相」和「轉型正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下是幾個口述實錄的例子:[8]

 

l     林明永(1964年海軍澧江軍艦邱萬來等案,判15年):「我們要的就是還歷史一個真正的來龍去脈,給社會一個明白的交代,這就是正義。」

l     陳水清(1959年海軍台獨案,判7年):「應該要像德國或南非那樣,曼德拉那樣,一定要讓他們承認他們做這些事情不對,這樣才可以。承認時,才能給他們寬恕,才不去記恨。」

l     劉佳欽(1969年全國青年團結促進會林水泉等案,判10年):「兩種人,一種是沒知識,他只聽上面的命令,他當兵沒有辦法,只能服從命令,只能去執行,那個,原諒他。另一種人是有知識的,有意識的,他真正就是決策要來修理你的,這種人啊,我常常講,你現在放過他,台灣永遠沒有是非。一個社會沒有是非,黑白不分,這個社會不可能發展成長。這個社會是馬馬虎虎,沒是沒非,就是要追究真相,真相追究完了以後,台灣才正式走向正常的社會。現在還都不正常,這都是假的。」

l     蔡焜霖(1950年台灣省工委會台北電信局支部張添丁等案,判10年):「白色恐怖大家不是不知道最大的加害者是什麼人,大家都知道,我們也都知道那時掌握整個特務系統的蔣經國可以說是白色恐怖最大的元凶,但是沒有人敢把他明白表明出來,還歌頌他,說他是民主的推手,這樣我是覺得,這樣的情形,整個國民黨沒假使有反省的勇氣,轉型正義真正要成功,可能路還很遠。」

l     陳欽生(1971年馬來西亞共黨組織派遣僑生陳水祥、陳欽生等案,判12年):「實際上我只是覺得啦,我們過去所受的種種痛苦,應該讓現在的年輕人去瞭解,像現在的年輕人,大致上都不知道以前過去的事實,如果讓這些年輕人瞭解的話,我相信台灣社會會更進一步的,會更好。現在關了幾十年的那些老前輩,都一個一個不見了,剩下像我們這些也都不年輕了……如果這個歷史,不再加強去讓年輕人知道的話,我相信以後機會就很少。」

 

政治冷漠症與見證的匱乏 

 

獨裁與專制政治的壓迫與傷害,除了造成歷史正義不彰社會是非不明之外,另一個對台灣社會及文化的嚴重扭曲就是台灣人的集體政治冷漠症和恐懼症。[9]讓我們以台灣史上對全體台灣人民影響最深厚的二二八事件為例。許多經歷過日據時期以及二二八事件的台灣人前輩都曾經做出如下很有意思的觀察:那就是他們都喜歡將戰後日本投降後、一直到國民黨的軍政人員尚未來「劫收」台灣之前的兩個月815日到1017日之間的60稱做台灣歷史上的黃金時代。客家文學前輩吳濁流先生就在他所寫的《無花果》一書中論到:

 

這種處在真空狀態而能夠民心一致地完成自治工作的,恐怕在世界政治史上是罕見的吧。這些團員,既沒領取報酬,也沒接受任何人的命令,一直從八月十五日到接收人員來台為止, 兩個月間的治安都由他們確實負責下來。尤其在夜間,像冬防警衛一樣,由各地的青年輪流擔任,而一絲不亂地把真空狀態平安度過;這件事,乃是島民的榮耀而值得大書特書。[10]

 

很明顯的,當時的台灣人有一個普遍的心理,就是認為從今以後台灣不再是殖民地了,應當能用自己的能力及努力,一步一步來完成自己的理想。所以,不但是知識分子,連一般的民眾也都投入這個社會重建的工作,認為過去長期在殖民處境下的屈辱與吞忍都已經過去,前面是充滿光明和盼望的新時代。為什麼有這段黃金時代?當然,日本殖民統治的結束是主要原因。但是,另外一個更根本的原因是台灣人在日本的殖民體制下,不但建立了一個現代化社會的基本模式,更在殖民地的教育制度下學習了「法治」的精神與文化。[11]

沒有想到,當台灣人在二次大戰後開始用積極的態度參與公共事務,並對前途充滿了盼望和期待時,台灣歷史上最黑暗也最殘酷的「統治暴力事件」卻臨到他們身上。確實,1947年所發生的228事件從此塑造了台灣人的「集體政治冷漠症」。當時,樸實、單純、無辜的台灣人也是以相當的熱情在歡迎從所謂的「祖國」前來接管的官員和軍隊。結果呢?我們如果說台灣人在日本殖民統治後期所表現出來那種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的精神是比較接近耶穌所講的「洗腳」精神,那麼,國民黨統治下的政治文化就是一種「洗腦兼洗手」的文化,一方面用大中國意識把你徹底洗腦,另一方面卻又叫你洗手,不要「插政治」,以致於台灣人對公共事務冷淡,將精神完全投入在「私我」文化的發展上。[12]

客籍作家李喬就指出「囝仔有耳無嘴」、「人多的地方不要倚過去」、「政治好插,狗屎都好吃」等諺語所代表的就是台灣悲慘歷史經驗下所發展出來的「生存智慧」,而「二二八大屠殺」的經驗是這些諺語的主要「催生」或「成型」的力量。[13]誠然,台灣社會解嚴至今已達四分之一世紀,政權也已經兩度和平轉移,但這種私我文化卻仍繼續侵蝕、腐化著台灣人的心靈。

除了政治冷漠症和私我文化的問題外,這種文化價值上的扭曲還包括帶有宗教意涵的「業報」與「原罪」的觀念,這即是楊碧川所稱的「罪的哲學」:,

 

台灣人接受暴政惡法的壓迫與剝削,卻退而自認是受前世果報,只有求神拜佛,企求減輕自身的罪業,而不是反抗與爭取公正合理與法律的正義。台灣人最後只有自認是「業命」……接受西方宗教的台灣人又自認承襲了原罪。對原住民有原罪,對少數族群有原罪,更可笑到推論占多數(75%)的福佬人,因人數多而講福佬話也是一種「原罪」。當被壓迫者喪失了反抗的動力,業報或原罪就成了屈辱與逃避的代名詞。這才是台灣人最大的悲情。[14]

 

確實,當受壓迫者在長期扭曲與恥辱下轉變為「自我貶抑」的心態時,那種失落公平正義感的「遺忘與寬容」將是虛假且扭曲的。筆者近日前往阿里山鄒族的特富野社參與「戰祭」(Mayasvi)的典禮,對傳統祭典之美印象深刻,但在參與美好祭典的過程中卻也深深體認到過往政治傷害所留下的巨大陰影。眾所周知的,鄒族是台灣原住民族群中唯一集體參與二二八事件的族群,他們的領導階層(高一生湯守仁武義德等)後來受到國民黨政府秋後算帳,並以羅織的罪名遭到死刑槍殺或長期監禁的命運,他們的冤屈至今仍未得到平反。最讓筆者感到驚訝的是,許多遺族的後代仍然認定這些父執輩是作了錯事的人,甚至公開譴責他們。令人感到悲傷的是,這些後代家人和整個族群仍持續活在雙重的罪惡感和恥辱中。

確實,對於二次大戰期間猶太人遭受迫害的深層心理分析研究顯示:「對於迫害者及受害者而言,大規模的死亡是生命外面的事,為了繼續生存,他們只有『假裝』什麼也沒有發生。」[15]而旁觀者與世界的缺乏反應,不但造成了「見證的崩潰」以及「沈默的專橫」,更促使大屠殺變成一個「沒有證人的事件」。而因為見證者、迫害者、旁觀者截然不同的見證立場,大屠殺在經驗、認知及感官上將會「排除看見與共識團體的可能」,進而瓦解任何「共同見證」的可能性。因此,若非藉助紀錄片及藝術表達的形式,「見證的聲音」將無法歸來。[16]

1986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艾禮(Elie Wiesel)強調「見證」是義無旁貸的責任:「我的寫作乃是為了作見證。這是我孤寂的起源,在我的每一個句子、每一個沈默之間流露出來。」[17]在台灣社會裡,值得慶幸的是,面對像二二八這樣的大屠殺事件,藉助台灣民間的基金會及歷史學界所推動的「口述歷史」計劃,我們發現受難者的家屬已經逐漸走出二二八的陰影,勇敢地站出來陳述長年深埋內心的辛酸血淚。在這樣的過程中,我們發覺,受難者家屬的「苦難記憶」開始通過分享、重建、傳述,以及記錄,而成為醫治、轉變、抵抗、連結感的力量來源。[18]然而,還是有許多重大政治案件的歷史真相仍未大白,受冤屈者也仍未獲得平反,如何推動轉型正義追求歷史真相深化民主價值,並從「見證」轉向「正義與公道的回復」,是這一代台灣人的共同社會責任。(待續)



[1]鄭仰恩,〈共同來培養歷史意識(一) 勿做心靈飄浮無根的族群〉,《歷史與信仰:從基督教觀點看台灣和世界》(台南:人光出版社,19999月),頁113

[2]鄭仰恩,〈共同來培養歷史意識(二)勿做缺乏「集體記憶」的族群〉,《歷史與信仰:從基督教觀點看台灣和世界》,頁116-17

[3]楊碧川,《台灣的智慧》(台北:國際村,1996),頁15-16

[4]楊碧川,《台灣的智慧》,頁16-17

[5]楊碧川,《台灣的智慧》,頁20-21, 126

[6]施明雄,《白色恐怖黑暗時代台灣人受難史》(台北:前衛,1998)。

[7]〈戰後台灣政治案件簡表〉,《人權之路台灣民主人權回顧》,李禎祥主編(台北:玉山社,2002),頁17-24

[8]摘錄自《遺忘與記憶:台灣白色恐怖受難者與家屬口述影像紀錄(以台東泰源政治監獄事件、綠島綠洲山莊為主軸)》(台東: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及綠島人權文化園區影像出版,201111月)。

[9]李筱峰,〈二二八事件扭曲台灣人性格〉,《創造台灣新文化》,張炎憲編(台北:前衛,1993),頁32-34

[10]吳濁流,《無花果》(台北:前衛出版社,1995),頁160-61

[11]王育德,《台灣:苦悶的歷史》(東京:台灣青年社,1979),頁109-52。伊藤潔,《台灣:四百年的歷史與展望》,江萬哲譯(台北:新遠東,1994),頁69-122

[12]鄭仰恩,〈危險記憶的轉變力量試論二二八事件的神學意涵〉,《二二八事件研究論文集》,張炎憲陳美蓉楊雅慧(台北:吳三連基金會,1998),頁354

[13]李喬,〈有毒的諺語〉,《台灣教會公報》,2342 (1997119),第三版。

[14]楊碧川,《台灣的智慧》,頁170-73

[15]費修珊(Shoshana Felman)、勞德瑞(Dori Laub)著,《見證的危機:文學.歷史與心理分析》,劉裘蒂譯(台北:麥田,1997),頁7-8

[16]費修珊、勞德瑞著,《見證的危機:文學.歷史與心理分析》,頁128-32, 295-305

[17]費修珊、勞德瑞著,《見證的危機:文學.歷史與心理分析》,頁32

[18]鄭仰恩,〈危險記憶的轉變力量試論二二八事件的神學意涵〉,頁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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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蘿倫.阿姆斯圖(Lorraine S. Amstutz)

譯/金毓禎

 

哪些元素會促進紮實的修復式規訓方案模式?茱蒂.牧勒(Judith Muller),一個教育家,這樣描述教育過程中修復式規訓的根源,

~衝突調解教育,引入同儕調解的方案,以及將衝突調解納入校園的課程規劃

~品格教育,強調衝突調解所需的關係建造要素,及締造校園和平的因子

~情感管理能力,基於丹尼爾.高爾曼(Daniel Goleman)的研究,提供學校去正視多元社會中相互學習的情感與認知元素

 

這需要藉由一些特性來落實,

~教育者是修復式實踐的典範,我的一位同事有天在走道上攔下我,提到她四歲的兒子如何成為一個絕佳的實例,示範他在自己的幼稚園班上所學到的修復式正義。她很生氣他的行為不當,而且完全不管修復式正義那一套。她的兒子看著她,並且說「媽,我需要作一個有『關於我』的陳述」。她說,「很遺憾地,他並不是從我學到這件事,所以,我很感激學校有這樣在落實…這使我當時停了下來,並且思考我該如何同他討論事情。」

~課堂關懷的身體準則,每年,茱蒂.牧勒都會和學生穿越一間當地的學校,來一場「走路準則」的操演。他們邊走邊注一些小東西(signage),看它是否是一個友善的社群,它是否看起來像是喜歡與人分享的,是否有一些代表師生與訪客彼此尊重的象徵。

~課堂關懷的情感準則,哪些是課堂或集會場所常見的例行事務,程序,以及作法?

~修復式的學校結構,什麼是學校社群的任務、政策及作法? 誰是這些議題的相關抉策者?

~衝突調解教育,學生如何學習到協調、調解及建立共識的技巧。當我兒子和女兒還小的時候,大約一個七歲和一個四歲,…我聽到他們在遊戲室爭執。我站在樓梯上,要他們上來。我本來想的只是要他們分開,回到各自的房間,因為我需要休息(那時我己經沒有什麼創意了)。當他們走上階梯,我聽到兒子在看到我站在樓梯頂時對妹妹說,「噢,糟了,現在她要叫我們好好討論一下」。我精神一振,抓住了那個時間點,坐下來和他們一起釐清事情的前因後果,而沒有採取最便宜行事的作法,要他們回房間去。我並沒有說,這樣做在某些時間點不是必需的。

~友善的課程安排,友善的習慣如何可以直接在學校教導?

~從有別的教導到有別的規訓,規訓如何在不同的學校中有所分別?如果我們相信,教導應該適才適性,那麼我們豈不應該視學生的不同而採取個別的規訓策略?

~彈性的政策,我在這本小書中使用的實例,提到了一間有著關於藥物濫用政策的私校,這項政策適用於所有人,不論其所從事的校內活動,領導地位,或是其公開表現,連同那些渉及學校的相關活動一併在內,甚至包括留校察看的學生。只要學生還在學,這項政策都是有效的。如果犯行是在學期中發生,從違規行為發生之日開始,該名學生得遭禁止從事課外活動40-60天之久。不過,學校也有政策規定「校方得行使其他的規訓作法,依情節量,使用較方針所明列的較輕或較重的處罰方式。」後者提供了在這個事件中使用修復式正義的彈性作法。有十位同學是籃球隊或學生會的成員,被發現違反了學校的政策,在一位同學家舉行的週末趴中喝了酒。在審慎地思考之後,校長決定要與學生簽署「修復式正義約定」,這樣可以節省許多時間。約定列出了一些作法,但並不僅限於這些,其中包括有參與在修復式和平圈,社區服務,課後輔導,學校勞動服務,以及其他具教育性的活動。約定依學生的需要而有所不同。這些都是可行的,因為學校的政策允許採行一些未明列在指導方針中的作法。學校明顯需要政策來確保所有成員的安全及尊嚴。但政策可以採用其他更具創意的作法,那些能夠賜予生命與具前瞻性的作法。

 

在這本小書中我們討論到的一些典範方案包括,

~學校整體的訓練──有些學區要的不只是特殊的方案,如引介同儕中介(peer mediation),而是結合了修復式規訓作法與價值的結構性改變

~停權後的復歸(Reintegration following suspensions)

~班級聚會

~圓圈

~會議

~中介(Truancy mediation)

~反霸淩

 

我相信這些最好的作法只是開始,當我們越明白究竟「社群很重要」指的是什麼,會有更多的點子會出來。我敬佩你們能夠從事像這樣開疆闢土的工作,這將有助於我們去學習如何活在尊重所有孩子需要的社群中。

 

最後,是一項挑戰,拍攝DVD「慶賀天下正道」(Celebrate what’s right with the world) 的德維特.瓊斯(Dewitt Jones)這樣說,

 

「我走上人生的旅程,如同其他人一樣,謹守著眼見為憑的格律。但當我在國家地理雜誌工作越久,我越體認到相反的事。事情總是『非信不能夠看見』。這才是生命的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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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溫金柯(象山腳下的學佛人)

 

兩年半前成為基督徒的1989年天安門廣場學運領袖柴玲,在今年六四23週年時,發表題為「我原諒他們」的文章,表示為了「結束滅絕人性的文化和氣氛,創建一個充滿愛、和平和富足的社會」,她跟隨耶穌基督的道路,決意原諒大屠殺的發動者和執行者:「我原諒鄧小平和李鵬,我原諒士兵們衝進1989年天安門廣場。」甚至還說:「我原諒目前中國的領導下,繼續壓制自由和實行殘酷的獨生子女政策。」她並且祈禱:「恩典和寬恕的文化會在中國升起,讓所有的人都得到尊嚴和人性」,她說:「寬恕不是接受他們的不公正,而是把最終審判的權利交回給萬能、萬勝和完全公義的神。

 

正如柴玲在文章中預料的,她的這種表達不會主流文化與感情所接受。當年另外兩位廣場學運領袖王丹、吾爾開希,都迅速發表「完全尊重,但是完全不能同意」的聲明。王丹說:「在殺人者還沒有任何懺悔、道歉,甚至還在繼續殺人的時候,被害方的原諒是沒有根據的」,而且對於死難者很不公平。王丹呼籲柴玲必須「正確區分個人的信仰與是非價值判斷這兩件事。」

 

在紀念天安門事件23週年時,出現這樣的討論是很有意義的。仔細辨別雙方態度的異同,可以進一步釐清差異之所在。柴玲說:「寬恕不是接受他們的不公正」,就顯示她的寬恕與是非價值判斷並不混淆。因此,雙方的差異並不在此,而在於:「在殺人者還沒有任何懺悔、道歉,甚至還在繼續殺人的時候,被害方可不可以選擇原諒?」對此問題,彼此有不同的態度。這個不同也是一般人在討論「寬恕問題」時真正的諍點之所在。

 

「善人應得福,惡人應受罰」,這是公義的要求。基於這樣的信念,因此有人認為在加害者得到應有的處罰,以及真心懺悔道歉之前,公義沒有實現;基於對公義的堅 持,不應該對加害者採取寬諒的態度。也就是認為,被害方的原諒與加害者的懺悔道歉之間似乎有因果關係。我想這可以代表王丹的立論。

 

但是事實上,「被害方是否原諒加害者」與「加害者是否懺悔道歉」並沒有必然的關連。因為有的被害方,即使加害人被處極刑,也懺悔道歉了,但他仍然不能原諒,懷恨終生;有的被害方,則是即使加害人沒有懺悔道歉,他仍然可以原諒。因此,寬恕原諒最終取決於被害方的「主體性抉擇」。

 

正因為寬恕原諒究竟取決於主體的抉擇,因此它無法被強迫。所以,儘管柴玲在文中祈禱「那些受壓迫和不公正的會早日得到完全的自由,而且他們不會尋求報復」,但她所能得到的直接回應,卻是昔日同儕的「完全尊重,但是完全不能同意」。我想,對於大多數人的情緒來說,對於還在持續進行加害行為的政權,過早的寬恕原諒,確是難以理解,也難以接受的。

 

但我認為,柴玲看起來過早的、過於輕易的寬恕,卻是出於「祈禱恩典與寬恕的文化會在中國升起,讓所有人都得尊嚴與人性」,以及「只有當我們真正寬恕時,持久的和平才會到來」這樣的信念時,她的表述就不僅僅只是個人信仰的告白和態度的陳述,而是一種邀請;邀請沈浸在「主流文化和感情」中的人們,重新做出他們的「主體性抉擇」。

 

事實上,「寬恕原諒」並不是距離我們一般人非常遙遠的抉擇,只是現在把它的課題安在「89天安門事件」之上時,才顯得過分的沈重與艱難。然則,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同樣也經常在作同樣的抉擇。生活中,總難免會面對或大或小的委屈、或大或小的輕慢、 或大或小的責罵、或大或小的傷害,你可以選擇積怨在心,誓言報復,至死方休;也可以選擇有條件的寬恕原諒,等到對方得到報復才要放下仇怨;或者情願無條件 的寬恕原諒。「主體性的抉擇」其實來自一個很簡單的道理:「放過別人,就是放過自己。」

 

聖經中有「七十個七次」的饒恕,柴玲的反省與邀請,顯然是從基督教信仰中來的。但我想補充的是,每一個文化中都有類似的提倡,如中國同樣有「無怨」的文化傳統。孔子稱讚:「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又說:「伯夷叔齊,求仁得仁,又何怨乎!」太史公在《史記》中引孔子的這兩段話,以伯夷叔齊為「列傳」之首,標榜這樣的精神。在佛教同樣提倡忍辱無瞋;當目犍連被外道群毆致死時,也不曾有一絲報復之意;《金剛經》也說:「如我昔為歌利王割截身體,我於爾時,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何以故?我於往昔節節支解時,若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應生瞋恨。」寬恕無怨無瞋,是人類重要的價值,形成這樣的文化,應該得到肯定。柴玲在六四23週年發出的訊息,應該不是沒有意義的。

 

柴玲:我原諒他們http://forum.dwnews.com/threadshow.php?tid=952005&extra=page%3D1

王丹:緊急聲明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intl/2012/06/201206060726.shtml

吾爾開希:我無法原諒http://www.newcenturynews.com/Article/china/201206/2012060611314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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