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日期文章:20140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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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焦點

好是一二三 另眼看罪惡,及其回應之

 

陳文珊  問法律是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許?

 

心情小故事

 吳同學  照亮我生命的一道

 

南非大法官Albie Sachs的修復式正義旅程

 

時事評論:「正義女神的新天平」會後回響系列之4

Christopher Marshall 受害正義與宇宙的本質

神學觀點下的修復式正

 

特區掃瞄

丹尼爾.凡.奈斯(Daniel Van Ness)談自己如何從律師成為修復式正義倡議者part5

 

跨宗教視野

溫金柯中國轉型正義的一隅:宋彬彬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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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看守所/吳同學

 

 

從我犯罪身繫囹圄以來,在夜深人靜的時候,總是輾轉難眠。每當望著鐵窗外的夜空,回憶種種往事,眼眶不禁泛淚,哎──我又再次失去自由了。這次販毒被起訴無期徒刑,雖然尚未判決,但已感受到自己的未來是那麼黑暗、茫然、無助。

以前的我,是個終日徘徊在毒品和女人之間的罪人,從未好好的對父母盡過孝道,對兒女也沒有盡到做父親的責任,更因染上毒品使得我這輩子最深愛的妻子棄我離去。在那段期間,我不但沒有好好的自我反省,反而一錯再錯,使得自己在不知不覺中,陷入無法自拔的萬丈深淵。直到再次踏進鐵窗裡,才醒悟已鑄成了無法彌補的大錯。

「無期徒刑」──這對我而言是多麼可怕的字眼!我是否還有機會出去對晚年的父母親盡孝道呢?我還能夠有機會與妻兒全家團聚嗎?一堆無法想像的念頭在我腦海中反覆浮現。我感到非常恐慌及害怕,感覺自己好像身處在一片伸手不見五指的虛無中,迷失了方向,更讓我感受不到生命的意義。

在一次偶然的機會裡,我參加了看守所更生團契的聚會,認識了蘇燦煌牧師和王大偉傳道,幾次的輔導課程中,我深深的感受到他們那種無私的關愛,無悔的付出,有如一道曙光乍現指引著我走出黑暗的恐懼,使得我重新體會到生命的真義。於是我在蘇牧師與弟兄們的見證下,在2010年10月5日接受洗禮,成為一個基督徒。

從受洗的那一刻起,我就決定將自己的一生交付予上帝的手中。遇見了上帝使我的心靈得到了救贖與指引,安撫了我的心,祂也驅走了在我內心的撒旦,帶我走出黑暗,重見光明,不再徬徨失措。今後的我不再有所害怕,因為我明白,我的未來必將有上帝為我祝福並指示。

現在的我已是個新造的人,今後的每一天對我而言都是新的開始,每一分每一秒也都是珍貴的。我很珍惜也很感謝上帝賜予我新生命,使我能重新做人,討上帝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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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Christopher D. Marshall  

翻譯/盛翠穎,張譯心

校訂/蔡怡佳

 

 

滿足受害者的需要

本演講一開始,我討論到受害者的需求,以及受害者從宗教團體感受到的某種威脅。受害者的遭遇擾亂了人們生活中的平靜,同時也引發了對生命意義與世界是什麼相關的深刻又不確定的問題。接著我提出修復式正義,描述它是一種民主的過程,其中包含某種修復的價值,這些價值的力量源於它反應的是道德真理以及造物主的特質。

接下來我將把這兩個主題串連起來進一步去問,究竟修復式正義能帶給受害人的是什麼。是否修復式正義較之慣行司法(conventional justice更能協助受害人處理傷害事件中造成的創傷與損害?

2005年五月,紐西蘭司法部針對一個我先前已提到,為期四年的修復式正義前導計畫(pilot scheme,出版了一份338頁長的評估報告書。國外的研究不斷地發現到,參與修復計畫的受害人比那些參與傳統法庭體制的受害人,很明顯地對他們所經歷的經驗較為滿意。紐西蘭的前導計畫研究者也有類似發現:受害人呈現較高比例的滿意度。報告的結論指出:「有許多理由值得鼓勵。總的來說,前導計畫指出,對一些受害人來說,由法院轉介的修復性正義會議能更適切地回應犯罪行為引發的人性和情緒上的代價。」(p.317)

在這裡所使用的語言表達較為小心而謹慎。但是我們不容錯失其中的主要論點:修復式正義顯然已證明它能滿足受害人在人性和情緒上的需要。的確,許多參與者的經驗指出修復式正義會議較傳統的法庭程序更有效地滿足受害人至少七種重要需求。

第一,修復式正義會議提供受害人安全的空間說出自己的經驗。它是一個同時具備置身環境安全與情感安全的空間,一個受害人能表達自己的憤怒與恐懼而不會遭致批評、責備或懷疑的空間。

在一般的法庭程序中,受害人的故事經常會被辯方律師加以無情審問,也必須在嚴格的法律界定規範下陳述。受害人無法感受到安穩安全。然而,在一個不安的世界中能再次感受到安全是受害人最基本的需求之一,這是修復式正義能夠協助給予的。

第二,修復式會議讓受害人重新獲得肯定並為自己澄清。和大部分人所認為的相反,與報復和懲罰相比,受害人更想要證明自己沒有錯。他們想要他們之前所承受的錯誤指摘能被正視,讓他們重新贏得尊嚴。他們想要加害人承認他們應對受害人的傷害負責,同時再三確定他們不會把責任算在他頭上。

第三,修復式會議能給予受害人問題的答案。受害人渴望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為什麼發生,當時加害人在想什麼,他是否會再重蹈覆轍。加害者的犯罪行為總是不斷地在那些受害者心中引發這些問題,他們需要問題的答案來恢復生活既有的秩序並使生活延續。一般的法庭聽證會通常不會允許受害人提出他們心中的所有疑問。

第四,修復式正義提供受害人真正的「老實說」。如果想要正義獲得伸張,說出實情是關鍵。傳統的正義也建基於此之上,透過現有的法庭系統確定「所說的話句句屬實」[1]。但在實行上,受到質疑的真理常常只限於澄清事實並勾起罪惡感。法律真實的狹隘概念取代了環繞在犯罪周遭更完整的道德、靈性與經驗的真實,即使是法律真實也經常被專業術語和能言善辯的律師弄得含糊不清。

相反的,修復式正義企圖給出足夠的空間讓人說實話。它給予參與者足夠的時間訴說罪行,描述它如何影響他們,以及因為它所製造出來的需求又是什麼。要求加害人接受因傷害而來的真正責任,以及矯正後果的義務。它也讓受害人擺脫自責以及所承受的羞愧。

第五,修復式正義賦權給受害人。一方面受害事件本身是一個權力被剝奪的經驗(喪失與其他人之間的聯繫),法庭系統更加深了這種感受。受害人覺得刑事司法系統將他們與自身的經驗剝離,以難懂的法律術語重新詮釋,並將它委託與訓練有素的專家來處理。受害人成為自身痛苦的旁觀者。

相反地,在修復式司法過程中,受害者自身是最重要的角色。受害人藉著對自身案件處理的全程投入感受到被賦予權能。他們可以瞭解現在所進行的是什麼,並且得以從參與中確保其結果能滿足他們的需要。

第六,修復式正義給予受害人彌補或補償。召開會議的目的通常在於達成一定的結果:加害者同意賠償所造成的傷害。有部分的補償可以是情感上的(以解釋和道歉的方式),有部分則會是物質上的(經濟上的賠償或實質上的協助)。但是不管哪一種方式,補償是對受害人基本需求的滿足。它象徵性的表示某人-非受害人-為此負責。它譴責錯誤、免除加諸在受害人身上的指摘,並說明誰才真正該負責任。補償不僅只是金錢而已。

最後,修復式正義給了受害人希望-對一個美好未來的希望,不再因苦痛與憎恨而頹喪不振。希望是健康生活的重要成分,一個健康的社會也需要分享共同的社會希望以保有信心與意義。但是希望卻被視為是當代美德中最為稀有的。一種模糊的絕望感瀰漫在許多當代文化中。

沒有比在刑事司法體制中更為顯著的是,監獄或許是所有現代機構中最無希望感的。我們委婉的稱它為「矯正體系」,但是根據數據顯示,它對加害人的矯正非常有限,而對受害人幸福生活的修復助益更少。

相反的,修復式會議因其所具有的情感性強度,成為最有希望的所在,也因為如此,有些社會學家認為修復性正義的社會意義就在於它能使無希望社會恢復希望。因為它所企求的不僅是懲處過去的犯罪行為,還要滿足現在的需求並有能力構築未來生活,修復性正義提供希望:受害人被治癒的希望、加害人能改變的希望,總的來說,使社會更文明有禮的希望。

以上即是修復式正義給予犯罪受害人協助的形式。源自對修復式正義錯誤理解的批評有時宣稱修復式正義僅只是一種寬厚對待加害人的措施,但它絕非如此。修復性正義,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一種賦權受害人的手段,使他能面對施暴者,亦即讓受害人囚禁在痛苦與羞愧牢房裡的人。修復性正義迫使他們真正對其行為負責,並讓受害人的需求得以滿足。因此,修復式正義值得從那些致力改善受害者困境的人身上獲得支持,同時也需要不斷給與批評。

修復性正義當然不是所有人類病狀的萬靈丹,也不是揭發當今司法體制的殺手鐗。反社會行為的肇因極為複雜多變,不可能有神奇解藥。修復式方案的可行性絕不可能足夠泯除在司法體系下所有系統性的不公義。但它是複方中的重要成分,而且,修復式正義理論與實踐具有一定的潛能,能激發更具創造性與人性的策略來面對犯罪行動,而這項潛能才正要開始落實。

基督徒與基督教會團體有充分的理由支持修復性正義計畫持續發展。然而另一個支持的理由是因為修復式正義與基督宗教價值、德行和對終極真實的信仰相當一致。

這些價值、美德與信念不應該與濫情或者浪漫的理想混淆不清。它們絕對是需要付出代價的承諾與堅持,是從人類苦難的熔爐中鑄成,並在面對人類生活的曖昧與矛盾以及惡的頑強中被試煉。

它們也是給予人類生命意義與美好生活的價值與承諾,讓我們得以碰觸到神聖,並啟發我們尋求一個更好的世界,一個以一張張修復的臉龐達成正義的世界。

神的話之於宗教團體,一如之於法律團體,也就是耶穌在好撒馬黎雅人寓言中對那位法學士所說的:「你去,也照樣做吧!

 



[1]譯注:在此原文為establish the ” truth, the whole truth, and nothing but the truth”為美國法庭誓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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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陳文珊
 
 
文學界一般公認,卡夫卡的短篇小說〈法律門前〉是現代主義的經典之作。而現代主義文學的特色,臺灣現代主義文學代表的王文興曾如此闡釋:「存在主義文學的特色,第一,是一種質疑的精神,或者說是一種否定的精神;第二個特色,是濃厚的思考精神。…這些風格,已經被吸收到整個現代主義的風格裡了。所以,存在主義已經是現代主義文學之中的主流。」對人生的荒謬感、對慣於強調本質的形上學傳統的批判與質疑,用表現主義或象徵主義的手法來突顯人的在世存有,這些在卡夫卡的〈法律門前〉無一不缺。
 
 
「在法律門前,站著一個門衛。一個農村來的男人走上去請求進入 法律之門」,小說以極簡的風格起了頭。男人為什麼要從農村來,為什麼要請求進入,法律之門裡面有什麼?卡夫卡一概不交代。只說了那個門對這個男人有著莫名的吸引力,他請求進去,他甚至彎下腰想看看門內的世界,他搬了個小板凳坐在門前,日復一日,年復一年。
 
 
男人對法律是如此執著,卡夫卡敘述男人幾近顛狂,他看到穿著皮大衣的警衛,他的鼻子,他的長鬍子,甚至和他衣服上的跳蚤說話。
 
  
男人的欲望之執著,突顯了進入法律之門困難的強大,而這帶出了第一個關於法律的質疑,法律之門不是對任何人在任何時候都是敞開的?男人對法律有著先入為主的本質性信念,因而來到法律門前。但直到死,他都不得其門而入。在死前,他有了另外的欲望,不是關於法律,是關於其他人,於是他問,大家不是都想了解法律是什麼嗎?為什麼多年以來,除了我,再無別人要求進入法律之門?
 
 
法律之為物,在小說中成了這樣一種東西:它既不存在,又無時不在。法律在,因為男人被法律治理著,所以,從頭到尾,他不敢也只能被動地等待警衛的允許。但這個看似具有莫大治理與規範力量的機制,卻從未在文中現身。法律之門是敞開的,但男人卻怎樣也看不清、摸不透,他彎腰,他蹲坐,他咒罵,他咕噥自語,他老在板凳上,往裡頭猛盯著瞧。他什麼也沒有看到。
 
 
乍看之下,卡夫卡的這篇短篇小說似乎在說,法律裡面,什麼本質也沒有,沒有持秤的女神,更沒有正義。
 
 
但存在主義其實並沒有這麼的直白。透過荒謬感,它有別的話要說,人既然被拋擲到了這個世上,他要如何策劃自己的在世存有。面對一個上帝退隱的世界,沒有上帝決定一切事物該是什麼,人必須抉擇,抉擇則別無選擇地成了意義的起點與終站。
 
  
所以,誠如一些文學批評所言,卡夫卡的作品是難解的,他的下一句話,不單是為鋪陳延續上一句話,更在顛覆先在的文本。於是,門口的警衛並不是解讀這篇小說的可靠敘事觀點,他自己也沒有真的看過第三個警衛。而就是在最黯淡與絕望之際,光出現了,「最後他(男人)目光黯淡,不過他現在在黑暗中發現了一 絲亮光,它頑強地透過法律之門照射出來。」亮光是象徵,在文學作品中,經常被用來比喻真理、正義、神聖。是在肉眼失去視力的情況下,執著的男人憑著堅信,看見了法律門後的亮光。
 
 
不少詮釋的重心都放在男人對法律的第一個質疑,為什麼法律不是對任何人任何時候都是敞開的。但「我」卻主張,按照存在主義「存在先於本質」的綱領,第一個質疑理當與第二個質疑合併來看。法律是什麼,取決於大家的態度。因此,首要的問題是,為什麼大家並不想理解法律到底是什麼,為什麼從來沒有別人來到法律的門前。文末,警衛其實沒有回答這個問題,他只說了其他人都不許進去,門是專為男人開的。但不許並不就意味著不想。所以,問題還在:為什麼大家都不想理解,不想像男人一樣執著,端著板凳硬是要看看法律背後到底有什麼?其莫大權力的來源到底是什麼?甚至,試著改變或顛覆這樣的法律權威呢?卡夫卡沒有提供解答。
 
 
在卡夫卡小說中提及的這些個欲望、質疑,與沒有解答,是虛構的,用的是現代主義文學敘事表現手法。但它比現實更真實地刻劃了我們的存在處境。
 
 
死囚邱和順的母親在119日的晚上過世了。或許,我們可以這樣卡夫卡式地形容這個平凡又不幸的母親,「一個遠道從鄉下地方來,搬著板凳,坐在法律門前的女人」。
 
 
2009年記者詹婉如的報導,稱女人的兒子邱和順有「三最」,「全世界沒有被告被羈押21年多的,全世界也沒有腳鐐像他戴了178個多月,第三項,全世界也沒有人被判24個死刑!」
 
 
邱和順的母親的遭遇裡,有著卡夫卡小說所有遺漏的細節:女人為了兒子的蒙冤,不辭辛苦遠道來到法律門前;法律為了虛構的皇后貞操,官官相護,明知沒有證據,卻也不敢宣布無罪開釋;法律門裡,沒有正義,但有女人的兒子命一條;女人在法庭的門外,既看,又說,哭求大家幫忙,讓阿順可以回家,一年復一年,直到死在了法律的門前。
 
 
卡夫卡在半夜寫著不帶一絲感情的奇幻故事,全在女人和兒子的身上成了真,有血又有肉。
  
 
我們不是上帝,不禁要問,法律的門內,會不會終究有著一絲光明?如果有更多人肯問法律為何物,肯為之生死相許,世界會不會有多一些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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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好是一二三

 

 

20074月,在政黨輪替下,正經歷轉型正義的台灣,邀請到南非大主教屠圖(Desmond Tutu)來到台灣,訪問了曾為政治受難者林義雄一家凶宅的義光教會。被許多人景仰為「先輩」的林義雄,在那場政治謀殺事件中失去了老母親和一對稚齡的女兒。身為白色恐怖時期受害者家屬的他,在會面時,推崇屠圖堅持以寬恕、和解主持南非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貢獻,並分享自己過來人的心聲,肯定一棟謀殺凶案現場的舊宅可以成為有二十五年歷史的教會,是愛、寬恕與和解取代以牙還牙的具體例證。

 

會中有人提問,林家血案至今未找到兇手,要如何寬恕原諒?屠圖主教的回答是,「與其等待對方要求原諒,不如自己把寬恕當禮物送出,這樣就不需再被動等待」。

 

受害者拒絕被動等待現狀改變,主動寬恕,這是不是不切實際的期待?不等對方要求原諒,這樣的寬恕是否符合道德?小至一般刑事案件,大至大規模的政治犯罪,它跟修復式正義有什麼關係?

 

寬恕,不寬恕,媒體說了算?

發自內心真誠的道歉與寬恕,影響力不可小觑,可以恢復人格尊嚴,可以彌平傷痛,可以避免再犯相同的錯誤,更可以促進人際關係的和平與正義。一個人是如此,政府或國家更是如此。

 

但當對方尚未負起責任悔改、道歉,受害者的主動寬恕,往往引起他人「不假思索」的非議與側目。寬恕二字,彷彿便是「縱容」與「姑息」的代名詞。

 

或許,這種對受害者寬恕真意的誤解與扭曲,其來有自。一來,大眾傳媒向來喜歡報憂不報喜,在塑造受害者家屬無不悲情而無助,要求以命償命上,表現得不遺餘力,因為這樣新聞才有賣點,報導才有看頭。為了讓犯罪新聞更具有新聞價值,吸引更多閱聽眾,報導往往會把犯罪問題單純個人化,並以腥煽色的手法來妖魔化犯罪者。倘若「憎恨語辭」(hate speech)成了公眾論述的主流,把行凶者妖魔化是既定的戲碼,那麼選擇原諒、寬恕、走出傷痛的被害者便成了不合格的演員。

 

其次,在急於炒作犯罪新聞的同時,作為所謂「社會良心」的第四權,自然無暇去詳究、分辨概念與論理的混淆。誠如諸多刑罰哲學家所指出的,說「某加害者該受懲罰」,或說「受害者沒有『道德義務』寬恕加害者」,並不就意味著「受害者有『道德義務』不寬恕他」。世界上沒有這種道德義務!

 

而且,說「某人該當受懲罰」,亦不等同於「他人就該當去懲罰他」,懲罰的道德正當性需要更多的證成要件,而不光只是妖魔一個。刑罰,該在怎樣的條件下,由誰,對誰,為著怎樣的理由,方才具有正當性?這些個攸關刑罰倫理的課題,在處理後衝突社會如何看待過去違犯人權的惡行,俾能運用在未來處理一般刑事犯罪上,以促進社會復和一事上,變得格外重要。

 

為何刑事審判不是後衝突社會的出路?

族群衝突的場景,經常以暴力抗爭作為解決問題的手段。但問題往往無法因而獲得解決,反而衍伸出更多的敵視與血仇循環。這部分是因為雙方各自以正義為名,來進行類戰爭的殺戮時,往往不多加考慮暴力使用的正當性及合理範圍的問題。暴力抗爭的惟一目的,是要贏,而不是復和!於是,在經歷暴力衝突之後的社會,往往四分五裂。信任,福山雅治所謂的「社會財」(social capital),蕩然無存。零信任,無真相,更別提復和。

 

有鑑於此,在後族群衝突或經歷轉型期的社會中,若想要促進社會復和,首要之務在藉由面對並處理歷史錯誤,獲致社會大眾對於民主、法治及人權的信任與共識。

 

而要達到這樣的目的,不少人主張,必須取道於司法審判與應報刑罰。這假定了應報式司法具有多種功能,是有助於後衝突社會重建的,諸如:1)它可以提倡法治精神;2)它將過去的不法歸因於個人犯行,而非集體責任,因而可以避免群體間的血仇報復;3)審判得以揭露真相,促使大眾得以了解社會秩序是如何瓦解的,以及平凡人如何可成為惡魔;4)審判給予受害者機會去述說故事,面對加害者,並開始創傷療癒的歷程,5)審判亦可以有助於嚇阻未來再犯相同的歷史錯誤。

 

但上述究竟是不利實際的空談,抑或是可以活出來的現實或真實?

 

先就提供法治這點來說,違法犯紀,理應大小通吃,一網打盡。可是後衝突社會為了避免執法太過嚴厲,往往選擇性地只起訴政治首腦。但在重重的疊床架屋的官僚體系中,要直指下屬的罪行與上位執政者之間有犯罪共謀或連帶責任,必須在法律上有夠充足的證據,以證明二者間的因果關係,進而得以追究刑責。但這通常若不是「不可能的任務」,也往往難上加難,在上位者,有夠多的智囊,夠多的黑、白手套,專門代辦這類的「骯髒事」。

 

因此,除非政權以壓倒性的方式徹底移轉,比如革命推翻了前政權,或是由佔領的一方全權負責司法審判戰敗的一方,比如聯軍在二次大戰後的紐倫堡大審,絕大多數的情況,都是以罪犯逍遙法外而告終。即便在得以順利進行司法審判的情況下,審判都很容易被另一方理解作「勝者的正義」(victor’s justice),失去客觀中立性,並且被視為是「外來」國際社會力量對當地社群的一種「由上而下」的強迫。這使得一旦佔領者或壓倒性的政權不再具有維持族群間微妙平衡的政治實力之後,接踵而至的往往是族群衝突與武裝鬥爭的再次爆發。

 

另外,有論者以為,刑事司法把焦點放在個人的刑責上,以避免衝突雙方群體間的交相指責,會有助於社會的相互包容。但據國際法學界研究,特別在巴爾幹半島的情況卻是,因為接受審判的不是一般人,而是被不同陣營的人視之為英雄或領袖人物,即使他們未必有充足的法庭證據顯示是真正的決策者。於是乎,他們的受審的象徵意義,遠大於實質意涵,意即:期待藉由司法審判作為文化解構的手段,還原他們為站在被告席上的「普通人」,而非異黨口中的「非人惡魔」,或同黨心目中的「偉大殉道者」。

 

司法作為文化解構的正當性,引發了其他的問題。沒錯,參與在不義政治決策乃至於政令執行中的個人當然不能卸責,但要真正理解這類政治行動,把焦點放在個人,而漠視其歷史錯誤背後的集體政治權謀與社會動力,這是一個太過便宜行事的作為。原因在於,對犯罪個人的究責,不能單單憑藉著抽象的理論或假說,更必須放在非人道的社會脈絡下來審視,才有意義可言。惟有像剝洋葱似地,能夠仔細地檢視個人在作出這些艱難的抉擇時,內心中對個人自我與集體認同的感知與合理性的衝突掙扎,或是要遵從既有秩序,或是作沈默的反抗,抑或採取積極的抗爭,才能夠突顯出人是有可能作出與當時不同的道德抉擇的。但這些均非一般追究個人罪責的刑事審判法庭所願意或要聆聽的法律事證。

 

如果個人內心主觀的理解不是法庭審理所闗心的,那麼刑事法庭關心的事實到底是什麼,又具有什麼功效?一些主張刑事法庭是惟一可以重建事實的論者,往往認為法庭審理可以提供一個經過檢驗的、無偏私的客觀中立事實,是所有不同社群所得以(或不得不)共同接受的,而這會有助於終止社群間的仇恨與恐懼,並且有助於理解人權違犯的歷史成因,進而可以有助於在未來採取有效措施來防患於未然。但實際的情況卻多半如學者J. Alvarezs研究所證實的,這些理想並未藉由國際海牙法庭的戰犯審理得以落實。原因在於,事實多半由敵對的一方提出,而沒有加害的另一方證人會或肯作證控訴其他加害者。除了紐倫堡大審外,其餘諸如對南斯拉夫戰犯的審理,都因著缺乏充足的文件支持,而容易被視為是不夠公正的。法庭審理程序的完成,並無助以建立共同肯認的事實。

 

這揭示了一件事,所謂法庭審理的「客觀中立」事實,非但在結構的層面,不夠充分去理解複雜的政治、經濟及社會的複雜成因,連在個人的層面,亦無法療傷止痛,促進復合。如同Jaime Malamud Goti所言,「根本惡需要邪惡的政治與法律結構,才得以滋生。沒有這樣的結構,很難想像會出現如此大規模的、由政府主導的人權違犯,而這與過去對這類的違犯是否有懲處,關係不大。」倘若這一點沒有被正視,刑事審判反過來會製造誘因,讓大眾去支持一個其實也沒那麼良善的政治與法律結構,因為法律需要倚重某種既存的政治力,比如說:一個被扶植起來的軍頭或傀儡政府,去逮捕與起訴。

 

一個取代法庭審理的另類選擇

──南非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之於修復式正義

要處理歷史錯誤,後衝突社會有另一個同樣合乎正義的選項,就是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屠圖帶領下的南非真相與和解委員會,所主張的不單是轉型正義,更是修復式正義。轉型正義涉及後衝突社會如何處理先前政府對人民基本人權之違犯的課題,其主要的工作包括有幾項:還原歷史真相,了解傷害是如何造成的,讓加害者為犯行負起責任,讓受害者及社群得以得醫治與補償,並且為打造一個公義與和平的未來,促進雙方的復歸與復和,好讓歷史不再重演。而這些與修復式正義的四項原則關係非常密切:首先,修復式正義看重修補,這使得它不只回顧過去造成的傷害,同時能夠前瞻未來,擬出具體可行策略來彌補傷害;其次,它看重關係,這使得它確認和平的締造,需立基在健全、公正的社會關係上;再者,它強調參與,所有涉利者都有權對於過去的傷害與未來的遠景提出看法;最後,它對於參與的強調,為民主的深化奠定了基礎,與過去那些僅根據少數國家或組織的高層領袖達成的和平協議並不相同。

 

在南非徵詢過國內及國外的學者後,新選出的曼德拉政府成立了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來處理轉型期的正義課題,「要盡可能地建構有關於過去從1960311994410日大規模的人權違犯事件的肇因、本質及其涵蓋範圍的完整圖像」。

 

在實務上,南非真相與和解委員會是這樣操作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列車,四處巡迴下鄉,舉辦公聽會,讓受害者與加害者乃至於社群可以共同來討論過去對人權的違犯,一方面,被害者可以當面質問加害者,可以敘述自己受苦的遭遇,贏得社群的支持與幫助;另一方面,加害者惟有誠實自白一切真相,方可以獲得特赦,從而促使加害者不得不面對個人及社群道德良心的譴責,藉由修復式正義學者John Braithwaite所謂的「社會的羞恥與復歸儀式」,而讓正義得以在所有涉利者都參與討論的過程中,獲得伸張;同其時,結構性不義的集體責任,亦需要所有社群成員一同來承擔並反省。

 

南非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實踐過程,被推崇有幾項特別成功之處,與後來其它國家的轉型期真和會作為明顯不同:1)它涉及到大規模的社會參與。比如說,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成員是經由公開提名的方式來遴選出來,使得其背景有相當大的差異性;而且委員會的操作是公開透明的,透過電視廣播向外放送。2)委員會清楚地表明自己是受害者為主的法律程序,旨在修復受害者的創傷,除了有專人扮演哀傷陪伴者的角色,並且容許受害者以自己的方式來敘述故事,並且特別小心照顧諸如婦女、良心犯、孩童不同類型與階層的受害者的需要。3)委員會及其報告同時也是前瞻式地,把焦點集中在社群關係的修復上,其核心價值含括了國家重建與族群的復。4)除了個人罪責,委員會同時也面對社會與體制不義帶來的負面影響。加害者的聲音,犯罪的動機與觀點,是受到聆聽的。這部分的真相,涉及漢娜.鄂蘭所謂的「平庸的邪惡」,比起過去在刑事法庭所能獲知的有關於加害者的事證,要來得更全面,而有助於建立日後對大規模人權違犯事件的社會/心理/政治病理學研究。5)透過特赦,加害者為行為負起責任,並且得以復歸社會,如同報告所言,「措施經過特別設計,好讓加害者得以復歸社會。在這方面,他們可以協助參與社區計劃,提供捐款或時間或精力,來幫助受害者。」

 

南非以修復式正義為理念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打破了過去慣常的二元化思惟,以為對於後衝突的、高度分裂的社會,要和平,就得犧牲正義,二者不可能兼得。其成功的轉型經驗,不單證明了這是虛假的二分法,更成為全世界國家用修復式正義面對歷史錯誤的偉大借鑑。

 

南非的經驗證明,對後衝突的社會而言,和平與正義是一體的二面。誠如倡議修復式正義的神學家Christopher Marshall所言,是和平,而非懲罰,才能真正證明正義的存在。而沒有正義,和平亦不可能落實。後衝突社會需要的,既是正義,也是和平。但這涉及到對正義的不同理解。後衝突的社會需要轉型正義。但在這之先,正義的價值意涵,必須得經歷典範轉移。

 

過去刑事正義及程序的設計,以如何懲罰加害者為核心考量,刑事司法慣常忽略其在促進所有涉利者創傷療癒上所可以扮演的角色,受害者及社會的心理健康需求,乃至於加害者之後的復歸社會,遭到漠視。南非真相與和解委員會所採行的程序,恰巧符合了Amy Ronner 所詮釋的療癒式司法(therapeutic jurisprudence)的三V原則(the principle of three Vs’),意即:聲音(voice)、證成(Validation)和自願(voluntariness),「三V原則所建議的,是最基本的:當事人必須有發聲的機會,向決策者敘述他們的故事。如果當事人覺得法庭真的有在傾聽,並且嚴肅地看待他們的故事,當事人就會獲得某種證成。當當事人在司法程序中感受到聲音被聽見且獲得證成,他們就更容易平和地接受結果。聲音與證成創造了自願參與的感受,當事人感受司法程序較不具強制性。特別的是,當事人的感受,覺得自己自願參與帶來最終結果的司法程序中,抑或會影響其人生的司法宣判中,具有療癒的功效,並能促進未來行為的改善。總而言之,當人們感到自己正在作出決定,或參與在過程中,最能有助於人類健康蓬勃地發展。」

 

為此之故,國際社會從而發展出許多其他可以獲至正義的替代刑事司法的選項,修復式正義便是其中之一。而不少實證研究指出,這樣的作法不能只是暫時性的權宜之計,更不能單單侷限在社群精英,惟有後轉型的社會成員具備衝突調解的能力,未來才不會再輕易地暴動。因而,轉型期的作法,理應能夠進一步適用在後來的刑事司法的改革上。

 

或許,正是南非轉型正義的成功,促使他們日後將這樣的理念進一步運用在一般刑事案件中,於1997年大法官會議通過刑法修正案,全面廢止死刑,並在2005年由憲法法院裁定改判62名死刑犯為無期徒刑。

 

都是在講修復,怎麼會差這麼多?!

無奈,台灣,比較起南非,便不堪多了。誠如許多從事轉型正義的諸多學者所批評的,國民黨政府的作法根本就是「轉型不正義」,虛假的道歉與記念,非但不能帶來創傷的彌平,對歷史的刻意遺忘,更無法促進人與人之間真正的和平。

 

美麗島事件的受害者林世煜與胡慧玲在Muss es sein Esmuss sein!非如此不可嗎?非如此不可!〉這樣寫道,「對於回復正義的冷漠和抗拒,與國家認同的分裂有相當的關係。這種分裂的根源,是內戰式的敵我矛盾。以致在換黨執政之後,政治部門對轉型正義的處理,或抗拒處理,都染上清算鬥爭的色彩。正義陷入被扭曲貶值的困境,難以被高舉為據上位的價值,也無法引發市民社會的動能。

 

對轉型正義失望的個人或集體,在無力於改變社會不義結構之餘,會一股腦地把挫折與不滿轉而過度投射在犯罪的個人身上,便成為一個必然的結果。從2010年重啟死刑執行後,台灣死刑爭議從大眾媒體一路延燒到基督教會。或許,恰恰印證了台灣轉型的不成功!

 

於是,台灣之於修復式正義,十分的光怪陸離。一些公眾人物及電視節目名嘴如白冰冰等人,會要求二二八事件的受難者家屬要放下、要原諒,但卻對刑事案件的被告不肯放過。平平都是受害者,社會舆論的期待卻有著天壤之別。

 

這樣看來,死刑之於台灣社會政治實況,恰恰符合了Theodore L. Dorpat對救贖暴力迷思(myth of the redemptive violence)的解析:1)常將暴力施用過度理想化,完全不考慮冤、錯、假的情況,及其可能產生的負面效應,甚至產生兩極化思惟,即:只有我們「正義之士」對付他們「邪魔歪道」;2)取消社會大眾對於罪犯成長背景所可能有的罪咎感及同情心,這種內在情感是採取暴力作為的最後內在防線;3)執政當局藉由操弄這類迷思,得以讓人們順應一個更大的結構性不義體制,於是成就了個人犯罪的溫床。

 

是以,即便普遍不相信台灣司法體制的公正性,包括基督徒在內還是不乏有人主張,死刑是有限的正義,誤判是不可避免的必要之惡。縱使死刑遭國際人權團體批判,是對於生命權與免於酷刑的權利的違犯,作為一種不可回復極刑,還是有基督徒主張「以眼還眼,以牙還牙」是聖經原則。

 

再思修復到底如何正義?

要破解對於復和的負面操弄,有必要借鏡南非,來釐清修復式正義的真意。

 

其實,在南非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成立過程中,並不是沒有反對的聲音。反對南非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人,要求「不要特赦,只要正義」(No Amnesty, Just Justice)。「只要正義」的訴求,要的是逮捕、起訴和懲罰加害者。

 

對於這種反對的聲音,可以有三種不同的回應方式。第一種回應承認正義「是且只能是」應報主義,因此特赦加害者是不正義的。但這並不必然意味著真相與和解委員會是完全站不住腳的,因為正義並不是司法所要持守的唯一價值,還有其他的重要「工具性價值」是司法制度需要去考量的。在政治轉型期,正義不得不做出犧牲,否則便會危及其它重大的政治利益,如:和平穩定,避免內戰等等。

 

這個回應係採取目的論的立場,否認倫理學絕對義務論的主張,不認為道德的對錯優於且獨立於結果的好壞。但這樣的辯護違反了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主張,「復和之途不只需要寬恕和對過往的追思…..,更要求個人….及社會的正義。」這裡很清楚指出,正義並不是為了復和而必須讓步的,相反地,它肯定正義的確是復和不可或缺的要素。

 

有鑑於此,第二種回應同樣認定正義「是且只是」應報主義,並且同意真相與和解委員會成立的宗旨亦在落實這樣的正義,但主張為了換取真相,當時南非的黑人政府能做的並不多,特赦是次好的選擇,甚至是唯一可能的選項。這個主張係倫理學緩和義務論,認為應報正義是司法的道德原初義務(prima facie duty),實際上的倫理抉擇需要考慮的道德相關要素,遠比原初義務要多,比如說轉型期社會的處境,以及罪行的政治特性,就是不得不加以權衡的。

 

主張正義並非「是而且只能是」應報主義,修復式正義是遠較於應報正義更優的選項,則是第三種回應。在這種觀點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所做的,不是正義的讓步,而是樹立另一種正義的典範。

 

採取第三種回應的觀點,該如何看待南非特赦的問題?誠如不少修復式正義學者所主張的,修復式正義重點雖不在懲罰加害者,但並不反對懲罰。修復式正義作為一種正義,它符合我們對正義的直覺-----犯罪者完全不必承受罪行的後果是不對的,它也符合比例原則的要求-----懲處與罪行的嚴重程度應當成正比。

 

問題是如何懲罰?施加與罪行等值的痛苦,孤立與羞辱加害者,是應報正義基於正義道德直覺的懲處辦法,惟其如此,才能平衡正義的天平。這種作法帶來二種後果一是,由於法庭審理過程主要考量的是針對加害者論罪量刑,它不得不是以加害者為重心的;二者,施加刑罰的痛苦完全是出於回顧式的,而非前瞻性的,這使得加害者的復歸社會,往往難上加難。

 

修復式正義則主張,受害者、加害者及所有罪行的涉利者都有權參與解決方案的決定,所以,受害者的損害,因而成為解決方案要處理的重點;其次,解決方案的制定不完全是回顧的,亦具有前瞻性,因為它考慮到如何讓衝突後社會能夠奠基在共享的價值上和平共存。在南非的情況是,加害者必須公開說出真相,指認他的同黨的惡行,承認他在那樣的惡質大環境中,仍有可能做出不同的選擇。這正是聖經所言的,「為罪、為義、為審判,自己責備自己」。一個自我責備的行為帶有三重的意涵:為罪,是承認自己過去做過的錯事;為義,是為成就新的社會正義;為審判,則是對過去不義體制的唾棄。

 

所以,「修復式」正義並不應該翻譯成「恢復式」正義!雖說restore在英文看來,亦可以這樣來翻譯,但修復式正義並不要恢復什麼先前的狀態,倘若先前的狀態從來就不是具正當性。這也就是為什麼南非真相與和解委員會要求復和必須包含社會正義的落實,用學者Jennifer J. LlewellynRobert Howase的話來說,「修復的要求,因此,終極來說,意味著去探究到底該做什麼好讓受害者與加害者可以作為平等的個體活在怎樣的一個社會中。而這又意味著修復式正義須依照不同的社會處境脈絡而採取不同的作為。」

 

由於修復式正義在歐美等地區,一般運用在私法的領域,修復於是僅僅要求破壞司法權利平等的個別犯罪行為所造成的損害應獲得修補解決。但在南非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情況卻是,整個種族隔離政策是最大的邪惡,只追究個人的責任,是把罪行從這樣令人震驚的邪惡體制抽離開來,根據某種「道德任意性」去選擇某些個人作為懲處的象徵物。這樣是行不通的。無論是集體或個人,都有不能閃躲的罪責要面對。一旦我們明白修復在這裡的真意,便能明白為何修復最終依賴更大範圍的社會轉變(social transformation),好創造一個衝突雙方享有實質平等的社會。而這樣的一種大規模的社會轉變,不藉由所有涉利者進行具實質意涵的對話,相互理解彼此對修復的需求與期待,是不可能達成的。

 

正義不是一場零和遊戲

──南非修復式正義理論落實的問題

南非真相與和解委員會是根據「真相與和解法」來成立的。這個法並不是憑空造出來的,它花了一年的時間納入所有涉利者和公民團體進行諮商與辯論。而這樣的想法係由二個歷史成因所促成。其一是1993年非洲國民會議的全國執行委員會討論該如何處理ANC幹部1980年代在安哥拉營區刑求偵訊南非白人政府特務的案件,在那個時候他們確立了這樣的決定,「唯一的答案就是南非需要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人權就是人權,不論是什麼人都該享有人權。所有刑求或其他違反人權的行為都必需由公正無私的委員會進行調查,而不是由某一政治運動力量自行處理了事。」其二則是白人政府為了獲得南非國安警察支持,保護協商過程順利進行,確保政權和平轉移,保證赦免。真相與和解,就這樣加上了赦免,結合了起來。如果南非ANC幹部沒有同樣犯下違犯人權的罪行,沒有辦法正視體制不義的毒害之深,如果他們拒絕公平審視所有犯行,而反過來主張「有過去政權的刑求,也有ANC的刑求。過去政權的刑求是不好的,但ANC的刑求是好的」,如果他們只是為了快速取得政權,而遭權力腐化與白人政府苟合,隨便許下了特赦的空頭支票,南非會不會還有修復式正義的成功經驗?這些問題涉及到的是歷史的偶然性,每個人心中容或有不同的答案。

 

不論答案如何,這些歷史偶然性問題不應當與論理的必然性課題相混淆。換言之,就算ANC幹部嘴硬,認為他們不必為刑求負責,那也不代表人權作為一種道德價值,可以被證明不過是一種我族中心主義的權利。

 

在這個意義上,南非真相與和解委員會所做的,即便是碰巧,也是對的,應該做的。那就是,不只是軍警、公務人員商人、媒體,乃至於法律從業人員,沒有人可以免於調查。甚至,包括了曼德拉總統的夫人溫妮在內。於是,在1998年的最終報告中,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直指她必須為多起謀殺、虐囚等違反人權的罪行負起政治與道德責任。

 

這樣算是夠大規模的社會轉變了嗎?它創造了一個讓黑白雙方享有實質平等的社會了嗎?

 

縱使有著一部把經濟與社會人權保障明確入憲的南非新憲法,黑人還是受限於過去歷史的遺害,在數世代前原本是他們的土地上遭白人地主驅趕、流浪,在冬天風雨季中,只有頂上的一些塑膠布可以遮風避雨。這遠非修復式正義所期待的!新南非政府沒有實施大規模土地改革政策,反奉行了新自由主義的市場經濟,這使得黑白族群實質平等的社會仍舊有著漫漫長路要走。

 

但這是否表示南非根本沒有正義可言?對1980年代納塔爾-德班大學曾經成立「反人權憲章委員會」,認為那是白人人權憲章,好讓不到總人口數二成的白人可以持續擁有87%的土地和95%的製造業資本,那群黑人學生來說,答案無疑是肯定的。

 

然而,正義並不是這樣的一種東西,它不是零和遊戲,它不承諾一次性地永久解決。因此,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最終報告只是一個開始,而非結束。Albie Sachs大法官便認為,繼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之後,南非的憲法法庭以修復式正義作為它新憲法所欲體現的核心價值,在解決釋憲案時,不斷為信奉「司法能動主義」的大法官們引用,以積極調解權利衝突、促進社會關係的修復,像是在種族隔離時代的受害者質疑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全面性特赦加害者刑責及民事賠償的阿薩尼人民組織案、貧困黑人可否未經調解就自搭建在白人地主上的違法住屋驅逐的伊莉莎白港市拆遷案等。「正義與公平的程序及實體面向不能被拆開理解。法院的角色或許需要一點創新的思維。….鼓勵並要求雙方以積極主動和誠實的方式與對方互動,以尋求大家都可以接受的解決方案。….而非直接採取零和遊戲式的對立。

 

或許,基督教改革宗不斷改革的信念,最可以說明這件事。權力帶來腐化,即便是所謂神聖而非世俗的權力亦是如此,因此改革必須不斷持續地進行。屠圖大主教便曾將南非真相與和解委員會類比作基督教會的聖餐禮,是要不斷在日後舉行,以便追念並活在當下的。

 

結語:不斷自我改革的修復式正義之路

從南非反觀台灣,眼看著政府一方面操弄膚淺的復和,另一方面,動輒以處決死囚來為執政不當脫困,而全民的正義感隨媒體起舞,淪為民粹快感式的網路人肉搜尋,或許,誠如一些改革運動的先輩所言,「觀眾,作為轉型後的『公民』,有機會在公開的公共論述場域裡,掙脫『全稱式互相指控』的內戰邏輯;並在相互辯證的過程中,重新證成正義普遍的、尋常性正義,ordinary decency,進而尋求重建邦國的可能」,是唯一可能的出路。

 

而觀眾,指的是一個個具體活在歷史脈絡中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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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溫金柯(象山腳下的學佛人)

 

據中國北京《新京報》今年113日報導,在前一天,北師大女附中「老三屆」的二十多名學生和五十多名老師、家屬舉行見面會。他們中的一些人向文革中受到傷害的學校領導和師生道歉。在道歉的學生中,有中共元老宋任窮的女兒、曾在天安門城樓給毛澤東別上紅衛兵袖章的宋彬彬等人。這一則新聞見報之後,在中國人的圈子中引起廣泛的議論。不但1966年被紅衛兵批鬥當場毆打凌虐致死的該校校長卞仲耘的丈夫拒絕接受,許多評論者也認為宋彬彬的道歉避重就輕,誠意不足。但也有人認為,宋彬彬的道歉至少是值得鼓勵與肯定的善舉。報導說,宋彬彬表示,希望她的道歉能夠引起大家的反思,並說,只有進行了真正的反思才能走的更遠。從事後引發的討論來看,宋彬彬的道歉確實起到了這樣的效果,只是從媒體的反應來看,她受到的指責可能比接納還要更多一些。如香港《開放雜誌》今年二月號關於此事的專題報導,也反映了這個態度。

 

宋彬彬所寫的〈我的道歉和感謝〉在網上發表,其中有:「請允許我在此表達對卞校長的永久悼念和歉意……這是我終生的傷痛和懊悔。」從懺悔的語言來看,一個年近七十歲的婦人,對於將近五十年前的往事做出這樣的表述,應該已經夠沈重了。但是宋彬彬同時又自我辯解說:「我想借此機會,在了解我的老師們面前再說一句:我在文革初期沒有組織、參與過任何暴力活動,包括抄家、打人、故意傷害老師和同學。」宋彬彬因為是該校當年紅衛兵的主要頭頭,卞仲耘被打死是當年一系列紅色暴力的第一位犧牲者。她在五十年後作這樣的撇清,自然不符合人們對於歷史的理解。因此,有人認為她的道歉有所保留,指責她沒有說出全部的真相。這也讓大多數的評論都把重點放在努力重建歷史,試圖使宋彬彬無法脫卸責任。

因此,這一新聞事件,呈現出相當弔詭的情況,也為反思文革的進程投下了不容易解決的難局。從時間的緊迫性來看,當年的紅衛兵已經將屆古稀之年,而被他們傷害的老師,如果活著也已經九十多歲。他們的人生即將走盡,因此如果出來為自己年輕時的行為及時致歉,應該是出自良心的舉動。但是,不管出自何種原因,他們自己對於史實的陳述,又不見得能夠得到人們的認同。這也讓人們質疑他們懺悔的真實性。這就讓一個好不容易公開懺悔的人,所得到的不是接納,而是拒絕、指責與挖苦。這可以說是一個悲劇。

在所有的指責中,最讓人驚訝的一個提法是《開放雜誌》的一位評論者說:「懺悔,不過是為了求得自己內心的平衡,另一種自私。」這樣的評論可以說是苛刻極了。一個人追求自己內心的平衡,應該是基本人性的需求吧!連這個都可以被指責為自私,那還有什麼不能指責的?

古人說:過猶不及。過度的指責和不夠的批評,都一樣是不好的。

我覺得,之所以出現這樣的難局,關鍵在於:透過反思歷史錯誤而來的和解,必須建立在比過去更為寬容與健康的基礎上,才有可能性。個人如此,社會也是如此。

如果文革的悲劇是來自於:當時的政治文化故意挑起人與人之間的怨恨,導致自以為站在真理與權力一邊的人們,認為可以肆意的傷害敵人。那麼,一定必須是覺悟到這種怨恨的個人或社會是錯誤的,懺悔與原諒才是可能的。1966818號,宋彬彬在天安門城樓上給毛澤東別上紅袖章時,那一段對話是非常形象的點出了問題的關鍵。毛問了宋的名字叫「彬彬」以後,不以為然的說:「要武嘛!」不要文質彬彬,而要動武。於是,用暴力發洩心中的怨恨,成為被鼓勵的事,無怪乎整個中國成了人間地獄。

今年元旦假期,中國著名的老右派作家鐵流先生與家人一起到台灣來自由行。臨別前,我們與他談到此行的見聞。他說了一些相當有趣的觀點,其中有一句話是:「台灣的官員沒有霸氣,富人沒有豪氣,人民沒有怨氣。」這當然是與中國社會相比較而說的。鐵流先生的意思是,中國是一個充斥著怨氣的社會。當然,與文革時代相比,今天中國的怨氣是消減了一些,但是怨氣瀰漫的基調還是存在的。我覺得,如果是這樣的話,中國社會還不存在足以反思文革的條件。

這是就社會一般條件來說的,但是就個人來說,差異性就相當大。因為少數個人的覺悟是可以領先社會的。據我所知,中國已經有一群以基督徒為主的知識份子,提倡非暴力抗爭運動。如廣州的著名維權律師唐荊陵先生,近年就不斷的鼓吹這一觀念,並且整理甘地的相關名言在網上發表。雖然唐律師的努力經常受到其他異議人士的嘲諷。但是我認為,從嘲諷者的論調可以看出,他們的主張仍然是毛澤東「不要彬彬,要武」的那一套。所以說,他們雖然一直在批評中共政權,但是從精神上來說,他們仍然是毛澤東的學生,走不出怨恨敵人的舊格局。

更重要的是,從人性的需求來說,畢竟怨恨他人的人自己沒有平安。決心拋棄怨恨,重做新人,是每一個人良心經常敲打的呼求。非常奇特的是,據宋彬彬自己的說法,她從來都不承認毛澤東強加給他的「不要彬彬,要武」。她說:「真實的歷史是我從來沒有改名叫宋要武,我們學校也從來沒有改名叫『紅色要武中學』。」我覺得,這才是宋彬彬整個道歉文的重點,她拒絕文化大革命的核心命題。從這裡,才看得出宋彬彬真正超越文革的地方。這無疑是人性的覺醒。這當然是為了個人內心的平衡。但是這絕不是自私,這是真正人性的光明面,也是佛家說的「一點靈明」,是不容質疑的。

事實上,只有一個一個的個人良心的覺醒,才有可能逐漸改變整個社會的仇怨之氣。中國今天的政治在專制壟斷之中,因此存在著許多的禁忌不容討論,這也是社會不公的制度性根源,也是人民怨氣難消的背景。在這樣的社會中,並不存在反思文革的條件,但是它無法阻止個人反思文革,為文革的罪過表示懺悔。從這個角度來看,宋彬彬的行動是具有意義的。至少在宗教的層次上,它是意義重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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