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溫金柯(象山腳下的學佛人)

 

據中國北京《新京報》今年113日報導,在前一天,北師大女附中「老三屆」的二十多名學生和五十多名老師、家屬舉行見面會。他們中的一些人向文革中受到傷害的學校領導和師生道歉。在道歉的學生中,有中共元老宋任窮的女兒、曾在天安門城樓給毛澤東別上紅衛兵袖章的宋彬彬等人。這一則新聞見報之後,在中國人的圈子中引起廣泛的議論。不但1966年被紅衛兵批鬥當場毆打凌虐致死的該校校長卞仲耘的丈夫拒絕接受,許多評論者也認為宋彬彬的道歉避重就輕,誠意不足。但也有人認為,宋彬彬的道歉至少是值得鼓勵與肯定的善舉。報導說,宋彬彬表示,希望她的道歉能夠引起大家的反思,並說,只有進行了真正的反思才能走的更遠。從事後引發的討論來看,宋彬彬的道歉確實起到了這樣的效果,只是從媒體的反應來看,她受到的指責可能比接納還要更多一些。如香港《開放雜誌》今年二月號關於此事的專題報導,也反映了這個態度。

 

宋彬彬所寫的〈我的道歉和感謝〉在網上發表,其中有:「請允許我在此表達對卞校長的永久悼念和歉意……這是我終生的傷痛和懊悔。」從懺悔的語言來看,一個年近七十歲的婦人,對於將近五十年前的往事做出這樣的表述,應該已經夠沈重了。但是宋彬彬同時又自我辯解說:「我想借此機會,在了解我的老師們面前再說一句:我在文革初期沒有組織、參與過任何暴力活動,包括抄家、打人、故意傷害老師和同學。」宋彬彬因為是該校當年紅衛兵的主要頭頭,卞仲耘被打死是當年一系列紅色暴力的第一位犧牲者。她在五十年後作這樣的撇清,自然不符合人們對於歷史的理解。因此,有人認為她的道歉有所保留,指責她沒有說出全部的真相。這也讓大多數的評論都把重點放在努力重建歷史,試圖使宋彬彬無法脫卸責任。

因此,這一新聞事件,呈現出相當弔詭的情況,也為反思文革的進程投下了不容易解決的難局。從時間的緊迫性來看,當年的紅衛兵已經將屆古稀之年,而被他們傷害的老師,如果活著也已經九十多歲。他們的人生即將走盡,因此如果出來為自己年輕時的行為及時致歉,應該是出自良心的舉動。但是,不管出自何種原因,他們自己對於史實的陳述,又不見得能夠得到人們的認同。這也讓人們質疑他們懺悔的真實性。這就讓一個好不容易公開懺悔的人,所得到的不是接納,而是拒絕、指責與挖苦。這可以說是一個悲劇。

在所有的指責中,最讓人驚訝的一個提法是《開放雜誌》的一位評論者說:「懺悔,不過是為了求得自己內心的平衡,另一種自私。」這樣的評論可以說是苛刻極了。一個人追求自己內心的平衡,應該是基本人性的需求吧!連這個都可以被指責為自私,那還有什麼不能指責的?

古人說:過猶不及。過度的指責和不夠的批評,都一樣是不好的。

我覺得,之所以出現這樣的難局,關鍵在於:透過反思歷史錯誤而來的和解,必須建立在比過去更為寬容與健康的基礎上,才有可能性。個人如此,社會也是如此。

如果文革的悲劇是來自於:當時的政治文化故意挑起人與人之間的怨恨,導致自以為站在真理與權力一邊的人們,認為可以肆意的傷害敵人。那麼,一定必須是覺悟到這種怨恨的個人或社會是錯誤的,懺悔與原諒才是可能的。1966818號,宋彬彬在天安門城樓上給毛澤東別上紅袖章時,那一段對話是非常形象的點出了問題的關鍵。毛問了宋的名字叫「彬彬」以後,不以為然的說:「要武嘛!」不要文質彬彬,而要動武。於是,用暴力發洩心中的怨恨,成為被鼓勵的事,無怪乎整個中國成了人間地獄。

今年元旦假期,中國著名的老右派作家鐵流先生與家人一起到台灣來自由行。臨別前,我們與他談到此行的見聞。他說了一些相當有趣的觀點,其中有一句話是:「台灣的官員沒有霸氣,富人沒有豪氣,人民沒有怨氣。」這當然是與中國社會相比較而說的。鐵流先生的意思是,中國是一個充斥著怨氣的社會。當然,與文革時代相比,今天中國的怨氣是消減了一些,但是怨氣瀰漫的基調還是存在的。我覺得,如果是這樣的話,中國社會還不存在足以反思文革的條件。

這是就社會一般條件來說的,但是就個人來說,差異性就相當大。因為少數個人的覺悟是可以領先社會的。據我所知,中國已經有一群以基督徒為主的知識份子,提倡非暴力抗爭運動。如廣州的著名維權律師唐荊陵先生,近年就不斷的鼓吹這一觀念,並且整理甘地的相關名言在網上發表。雖然唐律師的努力經常受到其他異議人士的嘲諷。但是我認為,從嘲諷者的論調可以看出,他們的主張仍然是毛澤東「不要彬彬,要武」的那一套。所以說,他們雖然一直在批評中共政權,但是從精神上來說,他們仍然是毛澤東的學生,走不出怨恨敵人的舊格局。

更重要的是,從人性的需求來說,畢竟怨恨他人的人自己沒有平安。決心拋棄怨恨,重做新人,是每一個人良心經常敲打的呼求。非常奇特的是,據宋彬彬自己的說法,她從來都不承認毛澤東強加給他的「不要彬彬,要武」。她說:「真實的歷史是我從來沒有改名叫宋要武,我們學校也從來沒有改名叫『紅色要武中學』。」我覺得,這才是宋彬彬整個道歉文的重點,她拒絕文化大革命的核心命題。從這裡,才看得出宋彬彬真正超越文革的地方。這無疑是人性的覺醒。這當然是為了個人內心的平衡。但是這絕不是自私,這是真正人性的光明面,也是佛家說的「一點靈明」,是不容質疑的。

事實上,只有一個一個的個人良心的覺醒,才有可能逐漸改變整個社會的仇怨之氣。中國今天的政治在專制壟斷之中,因此存在著許多的禁忌不容討論,這也是社會不公的制度性根源,也是人民怨氣難消的背景。在這樣的社會中,並不存在反思文革的條件,但是它無法阻止個人反思文革,為文革的罪過表示懺悔。從這個角度來看,宋彬彬的行動是具有意義的。至少在宗教的層次上,它是意義重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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