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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陳文珊
文學界一般公認，卡夫卡的短篇小說〈法律門前〉是現代主義的經典之作。而現代主義文學的特色，臺灣現代主義文學代表的王文興曾如此闡釋：「存在主義文學的特色，第一，是一種質疑的精神，或者說是一種否定的精神；第二個特色，是濃厚的思考精神。…這些風格，已經被吸收到整個現代主義的風格裡了。所以，存在主義已經是現代主義文學之中的主流。」對人生的荒謬感、對慣於強調本質的形上學傳統的批判與質疑，用表現主義或象徵主義的手法來突顯人的在世存有，這些在卡夫卡的〈法律門前〉無一不缺。
「在法律門前，站著一個門衛。一個農村來的男人走上去請求進入 法律之門」，小說以極簡的風格起了頭。男人為什麼要從農村來，為什麼要請求進入，法律之門裡面有什麼？卡夫卡一概不交代。只說了那個門對這個男人有著莫名的吸引力，他請求進去，他甚至彎下腰想看看門內的世界，他搬了個小板凳坐在門前，日復一日，年復一年。
男人對法律是如此執著，卡夫卡敘述男人幾近顛狂，他看到穿著皮大衣的警衛，他的鼻子，他的長鬍子，甚至和他衣服上的跳蚤說話。
男人的欲望之執著，突顯了進入法律之門困難的強大，而這帶出了第一個關於法律的質疑，法律之門不是對任何人在任何時候都是敞開的？男人對法律有著先入為主的本質性信念，因而來到法律門前。但直到死，他都不得其門而入。在死前，他有了另外的欲望，不是關於法律，是關於其他人，於是他問，大家不是都想了解法律是什麼嗎？為什麼多年以來，除了我，再無別人要求進入法律之門？
法律之為物，在小說中成了這樣一種東西：它既不存在，又無時不在。法律在，因為男人被法律治理著，所以，從頭到尾，他不敢也只能被動地等待警衛的允許。但這個看似具有莫大治理與規範力量的機制，卻從未在文中現身。法律之門是敞開的，但男人卻怎樣也看不清、摸不透，他彎腰，他蹲坐，他咒罵，他咕噥自語，他老在板凳上，往裡頭猛盯著瞧。他什麼也沒有看到。
乍看之下，卡夫卡的這篇短篇小說似乎在說，法律裡面，什麼本質也沒有，沒有持秤的女神，更沒有正義。
但存在主義其實並沒有這麼的直白。透過荒謬感，它有別的話要說，人既然被拋擲到了這個世上，他要如何策劃自己的在世存有。面對一個上帝退隱的世界，沒有上帝決定一切事物該是什麼，人必須抉擇，抉擇則別無選擇地成了意義的起點與終站。
所以，誠如一些文學批評所言，卡夫卡的作品是難解的，他的下一句話，不單是為鋪陳延續上一句話，更在顛覆先在的文本。於是，門口的警衛並不是解讀這篇小說的可靠敘事觀點，他自己也沒有真的看過第三個警衛。而就是在最黯淡與絕望之際，光出現了，「最後他(男人)目光黯淡，…不過他現在在黑暗中發現了一 絲亮光，它頑強地透過法律之門照射出來。」亮光是象徵，在文學作品中，經常被用來比喻真理、正義、神聖。是在肉眼失去視力的情況下，執著的男人憑著堅信，看見了法律門後的亮光。
不少詮釋的重心都放在男人對法律的第一個質疑，為什麼法律不是對任何人任何時候都是敞開的。但「我」卻主張，按照存在主義「存在先於本質」的綱領，第一個質疑理當與第二個質疑合併來看。法律是什麼，取決於大家的態度。因此，首要的問題是，為什麼大家並不想理解法律到底是什麼，為什麼從來沒有別人來到法律的門前。文末，警衛其實沒有回答這個問題，他只說了其他人都不許進去，門是專為男人開的。但不許並不就意味著不想。所以，問題還在：為什麼大家都不想理解，不想像男人一樣執著，端著板凳硬是要看看法律背後到底有什麼？其莫大權力的來源到底是什麼？甚至，試著改變或顛覆這樣的法律權威呢？卡夫卡沒有提供解答。
在卡夫卡小說中提及的這些個欲望、質疑，與沒有解答，是虛構的，用的是現代主義文學敘事表現手法。但它比現實更真實地刻劃了我們的存在處境。
死囚邱和順的母親在1月19日的晚上過世了。或許，我們可以這樣卡夫卡式地形容這個平凡又不幸的母親，「一個遠道從鄉下地方來，搬著板凳，坐在法律門前的女人」。
2009年記者詹婉如的報導，稱女人的兒子邱和順有「三最」，「全世界沒有被告被羈押21年多的，全世界也沒有腳鐐像他戴了17年8個多月，第三項，全世界也沒有人被判24個死刑！」
在邱和順的母親的遭遇裡，有著卡夫卡小說所有遺漏的細節：女人為了兒子的蒙冤，不辭辛苦遠道來到法律門前；法律為了虛構的皇后貞操，官官相護，明知沒有證據，卻也不敢宣布無罪開釋；法律門裡，沒有正義，但有女人的兒子命一條；女人在法庭的門外，既看，又說，哭求大家幫忙，讓阿順可以回家，一年復一年，直到死在了法律的門前。
卡夫卡在半夜寫著不帶一絲感情的奇幻故事，全在女人和兒子的身上成了真，有血又有肉。
我們不是上帝，不禁要問，法律的門內，會不會終究有著一絲光明？如果有更多人肯問法律為何物，肯為之生死相許，世界會不會有多一些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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