拋開「下跪道歉等於真凶」的迷思
文 / 李佳玟(成功大學法律系副教授)
在台灣社會對江國慶案仍記憶猶新時，司法體系卻再度傳出冤案醜聞。只是這一次被告紀富仁「比較幸運」，因為在他被當作嫌犯羈押的那段期間，真正的犯 人仍持續犯案且遺留精液證據。雖然紀富仁還是被起訴，甚至被求處死刑，法院在數度更審之後，最後宣告紀富仁全部無罪。紀富仁留住了生命，法院留住了名聲。
輿論事後一面倒地將責任放在當時草率起訴的檢察官，以及草率保管證物、延遲繳交鑑定報告的警察。紀富仁案確實讓我們心驚，原來我們的刑事偵查起訴程 序如此隨便。只是這個案子更大的問題，毋寧在於司法實務對於被告自白過度重視，特別是過度放大被告下跪道歉的意義。正是因為相信被告下跪道歉就等於真兇， 檢察官可以不用等到鑑定報告就起訴求處死刑，警察至今不認為自己有錯。
司法實務之所以高度放大「被告下跪道歉」的意義，與其重視被告自白有關，而被告下跪道歉是被告自白的終極版。司法實務重視被告自白，主要因為自白代表被告 承認罪行，在「沒做怎可能承認」的簡單前提下，一旦被告自白，檢警就能對外宣告「找到真兇」與「破案」，法院在證據調查也可節省時間。
只是「沒做怎可能承認」的假設雖然符合一般的人性，司法實務卻似乎忘了其他的可能性。例如：被告為他人頂罪、被告推卸責任於其他共犯、被告另有所 圖，或甚至被告本身的認知有誤，受到誤導（譬如誤信偵查機關的話，認為自己一定會被定罪，只能向長官認罪求饒以免一死，或是下跪向性侵被害人請求結婚就會 「沒事」）；被告的精神狀況有異，對事情無法做出正確的陳述；被告為了出名，承認自己並未犯下的罪行，更不要說，被告自白自始就是偵查單位以刑求等不正方 法取得，但被告卻難以證明。眾多的可能性雖然不見得經常出現，但一旦存在了，就可能取走一條無辜的性命，或是被告多年的青春。這也說明了，為何刑事訴訟法 除了要求法院必須調查被告自白是否出於任意性之外，更要求法院必須找到足夠的補強證據，才能使用被告自白，判定被告的罪責。立法者早已體認，被告說謊的動 機或許難以為外人所理解，也找不到足夠的證據來證明，被告的錯誤或許連被告本身都不自覺，自白的內容很可能謊言與真相夾雜，虛實難分。只有透過對於補強證 據的要求，才能夠避免冤案的發生。
被司法實務看做是終極自白的下跪道歉，也與「沒做就不可能下跪道歉」的人性預設有關。只是，從法律的角度來看，被告下跪道歉其實還是被告自白，只是 被告用比較激情的行動來承認犯罪。然而，一旦能辨認被告下跪道歉也是自白的一種，下跪道歉便不能用來補強被告的自白，其真實性仍必須依靠其他非自白的補強 證據來確認。否則，倘若認為下跪就足以說明一切，法律上等於用被告自白來補強自白，就好像是一個人把話講一百次，就能夠因為講很多次而宣稱自己講真話。或 是一個人改用比較激動的方式來講，就能主張自己講的一定真實。江國慶案與紀富仁案不都證實了，被告下跪道歉了，也並不保證他就是真兇嗎？
司法實務對於被告下跪的迷信，讓檢察官草率起訴紀富仁，也讓江國慶失去生命。那麼，對於同樣因為共犯下跪，但欠缺補強證據卻被判死刑的邱和順（陸正案被告），司法實務難道不該重新反省自己對於被告下跪道歉的迷思嗎？(本文獲得PNN公視新聞議題中心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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