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之佐保姬》的呼喚

 

 

文/好是123(文字工作者)

 

老師在課堂上問,「有誰知道,原住民和228事件有什麼關係?」學生答得直接,「沒有關係。」全班隨即哄堂大笑。

 

這不是笑話,距離現今亦不遙遠,不過是我在中央大學擔任課堂助教時與修課學生間一場難忘的對話。它不只突顯了莘莘學子對台灣過往記憶的缺如,更重要的是,原住民生命故事在台灣大歷史敘事中的缺席消音。

 

其實,原住民精英在戰後被整肅最嚴重、影響最大的政治案件,就是「蓬萊民族解放陣線案」。據中央研究院史研所學者研究指出,阿里山鄒族領袖高一生與角板山泰雅族精英林瑞昌,在228事件當時,均曾協助政府穩定山地治安,事後卻遭羅織陷害為「匪諜」而喪命。究其原因,即二人在思想與行動上展露了過多自主性,使得他們成為殖民政府下一波懲戒整肅的對象。這件事情的發生,使得當時原本活躍的原住民自主運動就此沉寂下來。

 

出於殖民者的加害者邏輯,任何形式的自主運動,都意味著對威權體制正當性的挑戰與質疑。過去,在殖民主義(colonialism)時期,帝國與殖民地的關係中是如此;現在,在新殖民主義(neo-colonialism)遂行的「內部殖民」(internal colonization),由國家自身加諸在內部構成的少數族群身上的剝削與宰制的權力結構脈絡,亦復如是。倘若高一生等案屬於前者,那麼從司馬庫斯櫸木事件,到八八水災永久屋爭議,到馬英九總統直接表示原住民基本法礙難施行,無疑便是後者的明證。

 

「如果文明是叫我們卑躬屈膝,那我就帶你們看見野蠻的驕傲!」是電影《賽得克.巴萊》的名句,它除了一針見血地揭露了殖民者以「文明」自居遂行的殘暴與不仁,更從心底吶喊出受壓迫原住民族群的尊嚴與自主。2008年起每逢228日狼煙聯盟便在各部落舉行狼煙的串聯燃放,呼籲執政者用原住民的方式與原住民進行對談甚至溝通,就是這樣一個具有後殖民(post-colonial)拒抗色彩的自發性行動。

 

然而,除了上述象徵儀式的舉行外,原住民追求自主運動更需要實際的策略。或許,法務部2009年引進的司改新潮流──修復式正義,會是另一個讓司法權下放、部落自主的新契機。

 

修復式正義不單有著非常深厚的原住民文化根源,特別是原住民傳統的社會衝突處理機制,藉由祖靈概念、尊重耆老等方式,以修復關係為正義核心的要素,來排解部落內的犯罪事件與紛爭,導致了「修復式正義和平圈模式」的出現。它初期的成功案例,便是施用在加拿大第一國族及紐西蘭毛利原住民上。而一些後續的相關研究更指出,修復式正義,比起傳統刑事法庭的審理,更具文化敏感性,且能從後殖民主義的角度來看待原住民犯罪問題。

 

在殖民者的獄中,高一生寫下《春之佐保姬》,「是誰在高山的深處呼喚?/在故鄉的森林遙遠的地方/用華麗的聲音/誰在呼喚?啊!佐保姬呀/春之佐保姬呀」春之佐保姬,春神,除了隱喻地傳達了對妻子的思念之情,更遙寄了對原住民族在殖民統治下終有一天能夠重獲公平正義的期望……

 

三月初,由台灣七所大學、神學院共舉辦的「正義女神的新天平:修復式正義、人權與和平教育研討會暨工作坊」特別安排了「原住民與修復式正義」的場次,願以此記念並回應228原住民受害者及其所有在不義殖民統治下的原住民自決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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