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不行的理由在哪裡？
文／陳文珊
據報載，最高法院日前開庭宣判，審酌台大等7家醫院鑑定殺人犯陳昆明罹患妄想精神障礙症屬實，依據聯合國人權委員會2005年的2005/59號決議，以及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1984年公布之「保護面臨死刑者之保障措施」，確認精神障礙者不得被判處或執行死刑，撤銷原死刑判決，發回高等法院更審。消息一出，引起輿論譁然，不僅受害者家屬抗議「我們的人權在哪裡？」，更有不少大眾主張，陳昆明既罹患重度精神疾病，更曾一度獲減刑出獄，卻又再犯，八年內連續殺害三名婦女，顯然無教化可能，本來就死有餘辜。
正反聲浪惟獨缺少國內關心殘障權益者的聲音。這或許是擔心針對此事發言，會直接或間接強化了社會對「智能與精神障礙＝不定時炸彈」的歧視，致令身心障礙者在社會處處遭排擠、受歧視的境遇，更形地雪上加霜。
縱觀國內外相關研究，不可諱言，精神或智能障礙者，如同藥癮或酒癮患者，確屬被判死刑的高風險群。但這並不表示精神或智能障礙者更易犯罪。事實上，衛生署醫政處曾表示，智能或精神障礙者攻擊他人的比例是一般人的三分之一，而被害的比例則高達一百倍。
於是乎，把特定族群與犯罪高危險群關連起來，反映的更多是社會學家高夫曼(Erving Goffman)筆下的污名(stigma)，與事實無關，卻與文化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與社會排除效應(social exclusion)有關。也正是因為如此，文化人學家瑪麗．道格拉斯(Mary Douglas)指出，在安置出院的精神病患者時，與幫助囚犯重新獲得社會接納時的困境是一樣的，在缺乏聚合儀式(rite of aggregation)的不寬容社會中，那些處在邊緣的存在，那些被界定為「他者」的，無法改變自己的異常狀態，而必須提防來自於其他「正常人」的所有可能施加的危險。
說「正常人」才是致命的危險源，用在智能與精神障礙遭判處死刑的處境中，真的是一點都不為過。「正常人」危險可以表現在三方面：一是，不能理解智能障礙與精神病患犯案的心理狀態或處境因素，認為一切均是他個人自己「作得來」，再不便是認為這根本是凶嫌為脫罪的藉口；二是，無視於精神與智能障礙者因為服藥的緣故，不能適切表達悔意，連帶地無法享有刑事訴訟法中酌情量刑的正當程序保障；三是，無見於死刑對於智能與精神障礙者構成了特別「殘忍與不人道」的刑罰。正是有見於最後這點，聯合國，乃至於台灣反廢除死刑論述現在動不動就言必稱的美國，都已立法主張對智能或精神障礙者不得判處死刑或處決。
就算我們退一步，不提論罪量刑，光就赦免來說，對身心障礙者免除死刑的作法，也絕不是什麼「舶來品」。在中國，如果這也算本土文化的話，傳統的死刑赦免制度中，便有針對特殊犯罪者，如老弱婦孺之流，減免刑責改易科罰金的人道作法。《周禮》有「三赦」法，「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蠢愚。」唐律亦規定，「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篤疾，犯反、逆、殺人應死者，上請；盗及傷人者，亦收贖。余皆勿論。」其後的明清律均承襲，甚至要求對他們連贖金亦不可多取，「至於收贖，銀數甚微，惟老幼、廢疾、天文生、婦人等，得以原照，所以憫老恤幼、矜不成人、寬藝士而憐婦人也。」以古觀今，台灣現在連智能與精神障礙者也不肯放過的反廢死潮流，其苛酷之甚，還真是前所未見的「新東西」！
1960年代崛起的殘障運動，一而再、再而三地體認，要反制污名，閃躲、乞憐不是辦法。惟一的作法，就是要顛覆「正常神話」(myth of normalcy)。要顛覆司法領域中的「正常神話」，2012年受邀來台訪問的美國紐約大學的法學教授麥克．波林(Michael Perlin)曾建議台灣關心殘障權益者，要「去確認並解構其中存在的『神智清楚主義』(sanism，這裡係指一種根深蒂固的非理性偏見與恐懼，導致或反映了現行社會對待精神障礙者的隱藏性歧視，致使他們無法享受一般人得享的公平與正義)以及『先文本』(pretextuality，這裡係指把精神障礙的刻板印象及歧視視為理所當然的法律慣習)態度，不論這些偏見或歧視是在什麼時間或什麼場合出現的。」
10月21日是個歷史性的巧合，在台灣最高法院作出判決的這天，美國最高法院也為了另一個佛羅里達州的死囚，智商測驗未達70的智能障礙兼文盲的佛來迪．霍爾(Freddie Hall)，作出令人擊掌的決定，要釐清不得判處死刑之智能障礙的法定證據原則。
美國可以如此，背後社會運動集結的力量，功不可沒；台灣，如今要用什麼理由，主張自己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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