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復式正義連線

文/陳文珊(玉山神學院助理教授)

心智障礙與精神疾病患者易遭司法體制歧視，乃至於污名化的情況，業己受到殘障研究與司法改革運動的注意。說司法歧視，係因為他們未受到司法恰當的對待，因為現在的司法是以「均常人」作為對象來作設計的;說司法進一步污名化他們，則是指社會因為對心智障礙與精神疾患欠缺了解，以致於把病徵誤解或詮釋作恐嚇，而司法未經審酌下的審訊與判刑更為「心智障礙與精神疾患=不定時炸彈」的刻板印象背書。

蔣家第三代蔣友青因與台北美國學校糾紛，日前遭檢方以恐嚇罪名起訴，便是一例。據報載，蔣友青先前便有精神科的就診記錄，在遭起訴前三個月內，便犯案二十多起，對恐嚇滋擾的言行，辯稱是單純情緒發洩。檢察官在未送精神鑑定情況下，便以無醫生證明，逕行起訴。對於這類特殊犯罪者，進入司法偵查、審訊、判決的程序，可能只會是雪上加霜，最終，成就一個病得越來越重的、還有一疊犯罪記錄的年青人。

對殘障研究來說，現今台灣的司法體制不但反映了社會歧視，還往往強化了身心障礙歧視卻不自知(光看各級地院及司法機關進用身心障礙者比例不及格，便可略知一二)。結果形成了司法界幾近於「零」身心障礙者的組合。有這樣的社會環境背景，要出一些身心障礙團體口中的恐龍法官、檢察官，其實不難。不出，才是奇蹟。

這並不是說心智障礙與精神疾患可以為所欲為，豁免一切的刑責，但一個奠基在人權價值與平等尊重的司法，有必要先自我改革。誠如受邀來台的南非大法官 Albie Sachs所言，「平等至少意味著承認並接受彼此的差異，使得差異不導致排他、邊緣化或標籤化….要測試寬容度，不是找那些原本就與我們相處融洽的人事物，而是得和自己所不欲的人事物之間進行溝通與和解。」

而這至少意味著二件事:首先，設計對心智障礙或精神疾患者更為友善的司法正當程序，國外不少司法均設有心理健康法庭或精神治療法庭(mental health court or mental treatment court)，先進的司法改革潮流如修復式正義和療癒式司法(therapeutic jurisprudence)更進一步體認到，傳統司法慣於無視審訊程序對人心理健康的不良影響，及其對深化社會衝突與隔閡的作用，而倡議司法應扮演促進療癒與修復的角色。

而這意味著第二件亟需改革的要點，司法人員的培育、人事考選與任名，廢除具排他性的體檢制度，甚至採特殊名額保障制，以促進身心障礙法律人的養成。看看中國，今年都有知名的流亡海外的視障人權律師(陳光誠)獲邀來台演講;台灣是直到2004年，才出了第一位視障律師(李秉宏)。台灣怎麼能不奮起直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