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好是一二三(文字工作者)
「無知者一無所知
因為他們太過無知
罪人也一無所知
因為他們都太有罪
這就是沒有任何事發生
來阻擋的原因
也是它過去發生
仍在發生，還會再發生的理由。」
──Erich Fried(1921-1988）, “What Happens”
Traudl Junge在二次大戰時期曾擔任希特勒的秘書，戰後在紐倫堡大審時，因年青未被定罪判刑。有關於納粹執政時期集中營屠殺、對身心障礙者的不當處遇，以及對異議者的政治迫害，她這樣說，「我不知道這和我的過去有何關係。我沒有罪，也不知道那些事。我以為這樣就可以了，並不清楚事情的嚴重程度。」
與她同年並在她擔任希特勒秘書的那一年(1973年)遭到處決的Sophie Scholl，卻以參與「白玫瑰運動」的實際行動證明了，年青並不是藉口，不知道並不能免責，因為個人有義務與責任，了解事情的真相。
但這樣的主張在法律上是否站得住腳？二場審判，有著截然不同的主張。
影片《帝國大審判》中的司法體制具現了如下的主張：法律構成了社會的秩序，凡經由合法程序制定的法律，均旨在促進國家及公眾的利益，諸如自由、榮譽與繁榮等。因之，個人的良心並不能夠高於法律，不論是誰都應受到法律強制力的拘束，否則便會導致社會失序與混亂。據此，似乎便可以推導出這樣的結論：Sophie Scholl清楚地違反了納粹時期的法律，她是罪犯，理該處死；相對地，由於法律不溯及既往，Traudl Junge不單是無罪的，更不需受審。紐倫堡大審無疑是贏得戰爭的新世界強權，用來羞辱德國人民的一場法律劇場演出。
另一派的聲音卻主張，良心是恆久的，成文法卻隨著時代變異。「人可以根據尊嚴、道德，及對上帝的信仰」，拒絕遵從納粹執政下所通過的剝奪言論自由的相關法律。基於此，偵查並審判白玫瑰員的司法是不公義的，那場根據宣傳單內容起訴他們判國助敵的法庭審理，乃至於之後的迅速處決，才是法律鬧劇。所換來的，不過是納粹政權的苟延殘喘，以及戰後在紐倫堡舉行的奠定日後普世人權價值的另一場世紀審判。
有關於良心與法律的糾葛，其實由來己久。在中世紀，在涉及到私有證據(private knowledge)、祭司是否參與神判(ordeal)，乃至於血懲的案件，即針對從酷刑虐待到死刑在內的身體刑，都曾引發良心與法律優為優先的神學哲學論辯。
在私有證據的例子中，當無辜的人被假見證陷害，法官是否可以運用他個人經由其他管道(諸如告解)的私有證據來作出判決。這涉及到二難的困境，一者，根據呈堂證據來判有罪，無辜的人受懲，這違反了法官的良心，再者，倘若依據私有證據來判其無罪，這卻違反了法律的規範。
在祭司參與神判的案件中，按照法律的慣習，這有助於維持社會秩序，罪犯應該被懲處，但基於基督教信仰對於試探上帝、不可殺人的誡命，乃至於舊約經文有關於血的禁忌，這卻會觸及教階人士在聖事上的良心折磨。
這種良心的兩難，進一步反映在神判絕跡後法庭審理制度的變革，從法官、到檢察官、到證人、到陪審團，統治者為了將審判權獨攬，迫使所有犯罪案件的涉利者有義務參與在法庭審理的過程中，以維持其治權的合理與正當性。
良心兩難困境進一步影響到現今法律，法學家James Q. Whitman在《合理懷疑的起源：刑事審判的神學起源》(The Origins of Reasonable Doubt: Theological Roots of the Criminal Trial)便指出，合理懷疑的原則不僅關乎事實證據的認定，更在回應中世紀以降司法人員在審判時所遭遇的良心安適的難題。
曾經一度，中世紀的教父們在面對上述種種法律與道德的良心兩難時，提出「被告違犯的，是法律，而非個人，因之，要處死被告的，也是法律，並非受害者或法官個人」來解套。
「是法律，而非個人」的主張，卻受到基督新教的法律倫理神學的駁斥。法律不能高過良心，法官必須聆聽「懷中小鳥」(the bird in his bosom)的聲音，如同Joseph Halls在《良心的實證案例》(Cases of Conscience, Practically Resolved)所說的，「法官必須遵從的原則是明確且不可違犯的上帝律法，…有時候，法律必須屈服於更高階的法律，良心」。法律沒有喉舌，不能自己宣判，因此，當一位法官作出內心覺得不公義且殘酷的判決時，是「法律，還有你，一起作的」。
在《帝國大審判》的影片中，在取得Sophie Scholl口供作完筆錄後，「蓋世太保」洗手，企圖為自己的良心尋求解套；法官、律師、檢察官，及參與審判的觀眾，以集體與法律之名卸責。
但隨著聯合國人權公約的簽署，越來越多的共識是肯定「良心優位原則」，國家法律的治理有其合理行使的範圍。良心優位性的確立，甚至國際條約化，確保了所有參與在國家體制中的個人，不單有「知的權利」，更負有無比沈重的「知的責任」，這也是轉型正義司法不惜藉由打破「法不溯及既往」的慣習，所希望奠定進而促進的公民社會價值理念。
或許，法律與良心的兩難，可以用戰後以證人而非戰犯的身分參與大審的Traudl Junge多年後出於良心的指控所作出的懺悔作為總結，「年青不是藉口，我是有可能知道真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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