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溫金柯(象山腳下的學佛人)
兩年半前成為基督徒的1989年天安門廣場學運領袖柴玲，在今年六四23週年時，發表題為「我原諒他們」的文章，表示為了「結束滅絕人性的文化和氣氛，創建一個充滿愛、和平和富足的社會」，她跟隨耶穌基督的道路，決意原諒大屠殺的發動者和執行者：「我原諒鄧小平和李鵬，我原諒士兵們衝進1989年天安門廣場。」甚至還說：「我原諒目前中國的領導下，繼續壓制自由和實行殘酷的獨生子女政策。」她並且祈禱：「恩典和寬恕的文化會在中國升起，讓所有的人都得到尊嚴和人性」，她說：「寬恕不是接受他們的不公正，而是把最終審判的權利交回給萬能、萬勝和完全公義的神。」
正如柴玲在文章中預料的，她的這種表達不會被主流文化與感情所接受。當年另外兩位廣場學運領袖王丹、吾爾開希，都迅速發表「完全尊重，但是完全不能同意」的聲明。王丹說：「在殺人者還沒有任何懺悔、道歉，甚至還在繼續殺人的時候，被害方的原諒是沒有根據的」，而且對於死難者很不公平。王丹呼籲柴玲必須「正確區分個人的信仰與是非價值判斷這兩件事。」
在紀念天安門事件23週年時，出現這樣的討論是很有意義的。仔細辨別雙方態度的異同，可以進一步釐清差異之所在。柴玲說：「寬恕不是接受他們的不公正」，就顯示她的寬恕與是非價值判斷並不混淆。因此，雙方的差異並不在此，而在於：「在殺人者還沒有任何懺悔、道歉，甚至還在繼續殺人的時候，被害方可不可以選擇原諒？」對此問題，彼此有不同的態度。這個不同也是一般人在討論「寬恕問題」時真正的諍點之所在。
「善人應得福，惡人應受罰」，這是公義的要求。基於這樣的信念，因此有人認為在加害者得到應有的處罰，以及真心懺悔道歉之前，公義沒有實現；基於對公義的堅 持，不應該對加害者採取寬諒的態度。也就是認為，被害方的原諒與加害者的懺悔道歉之間似乎有因果關係。我想這可以代表王丹的立論。
但是事實上，「被害方是否原諒加害者」與「加害者是否懺悔道歉」並沒有必然的關連。因為有的被害方，即使加害人被處極刑，也懺悔道歉了，但他仍然不能原諒，懷恨終生；有的被害方，則是即使加害人沒有懺悔道歉，他仍然可以原諒。因此，寬恕原諒最終取決於被害方的「主體性抉擇」。
正因為寬恕原諒究竟取決於主體的抉擇，因此它無法被強迫。所以，儘管柴玲在文中祈禱「那些受壓迫和不公正的會早日得到完全的自由，而且他們不會尋求報復」，但她所能得到的直接回應，卻是昔日同儕的「完全尊重，但是完全不能同意」。我想，對於大多數人的情緒來說，對於還在持續進行加害行為的政權，過早的寬恕原諒，確是難以理解，也難以接受的。
但我認為，柴玲看起來過早的、過於輕易的寬恕，卻是出於「祈禱恩典與寬恕的文化會在中國升起，讓所有人都得尊嚴與人性」，以及「只有當我們真正寬恕時，持久的和平才會到來」這樣的信念時，她的表述就不僅僅只是個人信仰的告白和態度的陳述，而是一種邀請；邀請沈浸在「主流文化和感情」中的人們，重新做出他們的「主體性抉擇」。
事實上，「寬恕原諒」並不是距離我們一般人非常遙遠的抉擇，只是現在把它的課題安在「89天安門事件」之上時，才顯得過分的沈重與艱難。然則，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同樣也經常在作同樣的抉擇。生活中，總難免會面對或大或小的委屈、或大或小的輕慢、 或大或小的責罵、或大或小的傷害，你可以選擇積怨在心，誓言報復，至死方休；也可以選擇有條件的寬恕原諒，等到對方得到報復才要放下仇怨；或者情願無條件 的寬恕原諒。「主體性的抉擇」其實來自一個很簡單的道理：「放過別人，就是放過自己。」
聖經中有「七十個七次」的饒恕，柴玲的反省與邀請，顯然是從基督教信仰中來的。但我想補充的是，每一個文化中都有類似的提倡，如中國同樣有「無怨」的文化傳統。孔子稱讚：「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又說：「伯夷叔齊，求仁得仁，又何怨乎！」太史公在《史記》中引孔子的這兩段話，以伯夷叔齊為「列傳」之首，標榜這樣的精神。在佛教同樣提倡忍辱無瞋；當目犍連被外道群毆致死時，也不曾有一絲報復之意；《金剛經》也說：「如我昔為歌利王割截身體，我於爾時，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何以故？我於往昔節節支解時，若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應生瞋恨。」寬恕無怨無瞋，是人類重要的價值，形成這樣的文化，應該得到肯定。柴玲在六四23週年發出的訊息，應該不是沒有意義的。
柴玲：我原諒他們http://forum.dwnews.com/threadshow.php?tid=952005&extra=page%3D1
王丹：緊急聲明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intl/2012/06/201206060726.shtml
吾爾開希：我無法原諒http://www.newcenturynews.com/Article/china/201206/2012060611314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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