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復式正義連線

愛在暴力漫延時…

文／金毓禎(文字工作者)

傾聽受害者的真實故事

瑞尼‧庫欣（Renny Cushing）是位成功地將廢除死刑及被害者權利運動結合的基督徒先驅。他的父親在23年前在自家屋前被一名不肖員警殺害。凶手捉到了，案子也速迅審理了。由於他的父親生前反對死刑，他有了這番的省思，「我的生命是父親給的，我的價值觀也是父親給的，如果我因為他的死而贊成死刑，那兇手不僅奪走了我父親，也奪走了我父親的價值。」

當這位受害者的兒子在法院停車場恰巧遇到兇手的兒子，會發生什麼事？沒有彼此仇視，沒有刀槍相見，而是寬諒與擁抱。他們都失去了父親；不同的是，一位喜樂並滿足於父親給予他的人生，另一位卻因著父親的過失而備感羞恥，抬不起頭來。於是，庫欣主動走過去，給他一個擁抱…

藉著擁抱加害者的兒子，他彷彿感覺自己重新回到了父親的懷抱…

另一位受害者的母親阿芭‧蓋兒（Aba Gayle），女兒在19歲正值青春妙齡的年紀，不幸遭到殺害。這個勇敢而堅強的母親以女兒為名，成立了基金會，受邀四處演講，反對死刑。「我從來沒有想過死刑的問題。地方檢察官向我保證，執行死刑後，我的痛苦將會痊癒。我原本是相信他的」，但生命卻帶領她走上另一條路，「但現在我知道，死刑並不會對我帶來任何幫助。我希望國家不要以我之名殺人，更重要的是，不要用另外一個濫殺，來玷污我對女兒的記憶。…」

這些人的遭遇與不幸，對社會大眾能有什麼啟發？一位受害者家屬這樣寫道，「以最親身的方式，我們了解謀殺所製造的怒火和憤慨。但隨著時間，我們已委身並致力於正面積極的改變。我們聚集在一起尋找解決之道，使暴力減少、倖存者的需要，能真正地被滿足。」

另一個不願面對的真相

可惜，有關於受害者，大眾媒體所呈現的刻板印象，與其說是如實反映了他們的需要，倒不如說是將自己主觀的「受害恐懼」投射到受害者家屬身上，再度利用並剝削了他們的不幸與悲苦。

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系助理教授，本身也是媒體人的林照真，曾一針見血地指出，公眾傳媒向來喜歡報憂不報喜，在塑造受害者家屬無不悲情而無助，要求以命償命上，表現得不遺餘力，因為這樣新聞才有賣點，報導才有看頭。

許多針對大眾媒體的研究證實了這樣的看法。Judon & Bertazzoni指出，報導如果可以突顯恨意，會比一般有關於犯罪的消息更具有新聞價值。Christopher Jencks的研究更進一步揭露，媒體的節目製作人會採用個人化與煽色腥的手法來妖魔化犯罪者，以吸引更多的閱聽眾。倘若「憎恨語辭」(hate speech)成了公眾論述的主流，把行凶者妖魔化是既定的戲碼，那麼選擇原諒、寬恕、走出傷痛的被害者便成了不合格的演員。無怪乎，媒體會一面倒地選擇報導被害者家屬不原諒的事情，認為這是人之常情，而極少報導選擇原諒的故事，反視之為偶發的例外。

受害者家屬人權協會(Murder Victims’ Families for Human Rights)的成立

不同於這個宣傳樣板的被害人及其家屬，往往遭到媒體與司法體制的冷落，乃至於其他被害者團體的排擠。如何讓不同於媒體刻板印象的、受害者及其家屬真實的聲音或訴求，也能夠有管道抒發、表達？這樣的初衷，促使了受害者家屬人權協會(以下簡稱MVFHR)的成立。

這個於2004年成立的非政府組織，在短短6年間，人數迅速地增加，組織也從全美各地，擴及到諸如日本及韓國等亞洲國家。而其成員也從單純刑事案件的受害者家人，到政治受難者家屬，進而包括了遭處決的死刑犯的家庭，真實地反映了暴力犯罪，不管是個別的，或是集體的，「受害」的總是雙方，乃至於整個社會。誠如一位死刑犯的兒子所言，「我們不知道當父母親遭到處決後，將對這些孩童的生活產生什麼樣的影響，以及這個社會可能要為此付出多大的代價。沒有人願意費心研究這些，即使這些孩童全都是無辜的受害者…」。

為此之故，MVFHR反對以暴抑暴，反對死刑，在2010年亞洲行的公開信中，他們表示，「全世界都假設，受害人遺族贊成死刑。大家也都以為，把人犯處決就符合遺族伸張正義、撫平傷痛的心願，彷彿反對死刑就是不體貼受害人。MVFHR要讓決策者和社會大眾理解，…要反制違反人權的行為，就不該再侵犯人權。要尊重受害人，就該避免使用暴力，而不是助長暴力。」

既是受害者的教會，也是加害者的教會

面對暴力，不拘是體制結構性的，還是個別的刑事侵害案件，教會作為既是受害者的教會也是加害者的教會，常感到左右為難。特別是在處理信徒性侵與家暴的案例中，教會多半選擇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漠視或輕忽受害者的痛苦。在〈行走在光明中〉(Walking in the Light)文章中，美國的天主教主教們在多年否認和沈默之後，終於承認「教會在這個問題上承擔著極重大的責任」，便是一個例證。但涉及到殺人搶劫或擄人勒贖的案件，不少牧長或信徒卻會覺得義不容辭應站在受害者這邊，要求「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的應報正義。記錄片〈死刑房的門前〉(At the Death House Door)所拍攝的主角，卡羅爾．皮克特(Carroll Pickett)在教會信徒遭到暴徒殺害後，便曾大力支持死刑，直到自己日後成為監獄牧師，參與將近百次處決後，終於忍不住，開始挺身為死刑冤案奔走，疾呼德州全面廢除死刑。

其實，教會作為社群的一份子，本可以在社會的內在療癒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教會，出於信仰，理應譴責罪，但不否定罪人悔改的可能，協助受害者進行創傷療癒，但不把正義與報復等同，誠如〈修復式正義的十字架道路〉(A Way of the Cross for Restorative Justice)所言，「在我們生活的世界，有悲劇、犯罪與暴力，充滿了不平安，而死亡無時不與生命為伴。…我們祈求平安，祈求真正的公義和和平，祈求關係的修復，祈求醫治和盼望的勇氣。」

修復式神學(theology of restoration)主張，上帝的義是復和的正義，行公義，在上帝而言，就是在修復破裂的關係，而人有責任去效法上帝的正義，主動干預並且帶來拯救。惟其如此，教會方能成為基督的身體，化作社會聖禮典的餅和酒，藉由分擔暴力事件後所有受害者(廣義的)的痛苦與失落，讓過往苦難記憶得到昇華。

今年的十月十七到二十一日，MVFHR與日本的被害者保護團體(OCEAN)組成代表團來台，除了在台北及高雄有公開演講外，還會走訪各地的校園與莘莘學子面對面會談。盼望這是台灣教會參與社會革新，推動並落實修復神學的一個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