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復式正義連線

文／鄭仰恩(台灣神學院教會歷史學教授)

缺乏歷史正義的台灣社會  

要在台灣社會裡探討「轉型正義」的議題，首先必須面對「歷史正義」的問題，而這又必須從「歷史意識的欠缺」談起。筆者在上一世紀末曾為文感嘆台灣人是一個極端缺乏歷史意識和歷史感的民族：

長期以來，不管是制式教育和大眾媒體所灌輸的知識內容，或是台灣威權政治文化所塑造出來的思考方式，都是和台灣的現實生活情況脫節或沒有關聯的。試想想，一個無法由「具體而微」的切身情境中去體認人生之真實面的人，要如何叫他去「定根」在自己的社會中呢？同樣的，一個從小被虛幻的歷史情懷所填塞的人，要如何叫他去認同自己的鄉土呢？這幾年來，對台灣本土的研究和興趣已經成為一種熱潮，但是長久以來缺乏歷史意識的心態仍然支配著人們的心思意念，徘徊不去。[1]

更嚴重的是，台灣人民因為長久受到外來殖民政權的統治，在外來歷史觀點的「橫植」與操弄下，不但失落真實自然的歷史意識，更無法形成共同的「集體記憶」。任何用心觀察台灣社會及其文化現象的人應該都清楚，近一世紀來，台灣人民歷經日本殖民政權以及國民黨「外來政權」的威權統治，可以說極其不幸，不但活在無法當家作主的「台灣人的悲哀感」中，也一直未能將這些共同的歷史經驗轉化成具有正面反省意義的「集體記憶」或「歷史教訓」，令人憂心又氣結。

筆者在另一篇文章裡指出：

一個缺乏集體記憶的族群很容易陷入兩種危險的景況當中：一是因為患了歷史「癡呆症」或「健忘症」而變得無所適從，二是因為「歷史的無知」而陷入自我欺騙或自以為義的漩渦中而不自知。前者往往在歷史的洪流中任人擺佈，後者則常常懷抱著「因為沒有歷史記憶而自我膨脹」的狂妄心態。…… 另一方面，缺乏歷史感的結果卻又使台灣人自以為是地落入「政治大頭病」以及「內鬥內行」的悲劇性格當中。面對上述的情結，歷史的真智慧應該是「可以原諒，但不可以忘記」，或是「不能由歷史記取教訓的人必定要重蹈歷史的覆轍」。[2]

最不幸的是，這種歷史感的失落更造成了整個民族在價值觀和文化性格上的扭曲和腐化。專研台灣史的民間學者楊碧川在他所著《台灣的智慧》一書中就指出，台灣人因為經歷一再的歷史動亂，因而形成十足的難民性格 – 「寧為太平犬，不作離亂人」。諷刺的是，儘管在被統治和壓迫的悲情中，台灣人會憤怒地罵外來政權及其依附者為「走狗」、「買辦」、「豬仔」，卻未曾捫心自問：何以自己被豬狗統治？[3]這種拒絕參與歷史的態度，使得台灣人對於這塊孕育自己和其它子民的土地保持冷漠和距離，終至在歷史巨輪的碾壓下淪入怨天尤人和無奈自怨的宿命。面對不公不義的處境，台灣人只求明哲保身、息事寧人，反正受苦受難的不是自己，何必強出頭。這種罔顧真理、是非不明的惡質文化，讓楊碧川悲痛的指出：

歷史從不對出賣者有所嚴肅的審判，對於受難者也從未有過公平的肯定。於是，台灣人養成「西瓜倚大邊」的投機心態，爭先恐後去當統治者的義民。每遇動亂，台灣人爭相觀望，「站高山看馬相踢」，看反抗者落難，心中慶幸自己沒有參與。[4]

結果是台灣人變得「缺乏耐心思考，容易受煽動，輕信謠言」，更可怕的是「歷史的審判一再遲遲未上場，使得正義、公平一再被踐踏，台灣人的心靈也就一再被污染，一再被扭曲。」[5]換句話說，在缺乏歷史感的台灣社會中，歷史往往不曾有過真正的「審理」與「終結」；也因此，許多受害和受冤屈者經常連「遲來的正義」也等不到！

回顧台灣人的「受難史」，如果不提日本殖民統治下的經驗，光是在國民黨政權超過半世紀(1945-2000)的威權統治下，受難事件及受難者人數可以說難以勝數。早期只有流亡海外的政治難民敢於訴諸文字並陳述受難者的經驗，例如，以政治庇護名義流亡加拿大的施明雄撰寫《台灣人受難史》，記錄了1960-80年間將近四十件的重要政治案。[6]等到解嚴後，各種資料逐漸出土，更揭露了令人震驚的「戰後台灣政治案件檔案」，光是軍事法庭受理的案件就將近三萬件，受難人數約在十五萬人左右，較為人所知的重要政治案件也至少有三百件左右。[7]整體而言，台灣社會在戰後所經歷的諸多政治案件，包括二二八、白色恐怖期間受牽連案件、美麗島等重大政治事件在內，以及舉世矚目的林宅滅門血案、陳文成命案等，都讓台灣社會披上「黑暗時代」的醜惡形象並蒙受「政治不公不義」的陰影。這些政治與歷史的傷害一日不除，台灣社會將永遠沒有清明之日。

公元2000年，民進黨本土政權在舉世震驚下勝出，經過政權和平轉移，給予台灣社會一個初嚐自由氣息的透氣窗，台灣人民也對本土歷史教育和「轉型正義」深具期待。不過，民進黨的八年執政表現卻因政治智慧不圓熟而讓寄予厚望的人民大大失望，加上領導者家族因捲入弊案風暴而遭到公訴，讓人既氣憤又心傷，台灣的民主之路何其坎坷！然而，讓舉世最為震驚的是，在2008年，遠超過半數的台灣人民竟然又將選票投給國民黨，讓這個帶有獨裁本質的政權及其威權文化得以再次復辟。四年後的今天，儘管執政成績欠佳，馬政權仍在中國不當干預及龐大黨產優勢中獲得連任。面對上述缺乏「歷史主體性思考」的台灣情境，歷史教育工作就成為有識之士共同關懷的課題，也是本土政治、社會、文化、宗教團體積極投入的改革運動。

從受害者的觀點來看，對於歷史正義的追求毫無疑問地是他們最大的期待和訴求。以1951-1990年間曾經被監禁在台東泰源監獄和綠島綠洲山莊的政治犯為例，不管立場是統是獨，或是偏左偏右，他們幾乎毫無二致地主張「歷史真相」和「轉型正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下是幾個口述實錄的例子：[8]

l     林明永（1964年海軍澧江軍艦邱萬來等案，判15年）：「我們要的就是還歷史一個真正的來龍去脈，給社會一個明白的交代，這就是正義。」

l     陳水清（1959年海軍台獨案，判7年）：「應該要像德國或南非那樣，曼德拉那樣，一定要讓他們承認他們做這些事情不對，這樣才可以。承認時，才能給他們寬恕，才不去記恨。」

l     劉佳欽（1969年全國青年團結促進會林水泉等案，判10年）：「兩種人，一種是沒知識，他只聽上面的命令，他當兵沒有辦法，只能服從命令，只能去執行，那個，原諒他。另一種人是有知識的，有意識的，他真正就是決策要來修理你的，這種人啊，我常常講，你現在放過他，台灣永遠沒有是非。一個社會沒有是非，黑白不分，這個社會不可能發展成長。這個社會是馬馬虎虎，沒是沒非，就是要追究真相，真相追究完了以後，台灣才正式走向正常的社會。現在還都不正常，這都是假的。」

l     蔡焜霖（1950年台灣省工委會台北電信局支部張添丁等案，判10年）：「白色恐怖大家不是不知道最大的加害者是什麼人，大家都知道，我們也都知道那時掌握整個特務系統的蔣經國可以說是白色恐怖最大的元凶，但是沒有人敢把他明白表明出來，還歌頌他，說他是民主的推手，這樣我是覺得，這樣的情形，整個國民黨沒假使有反省的勇氣，轉型正義真正要成功，可能路還很遠。」

l     陳欽生（1971年馬來西亞共黨組織派遣僑生陳水祥、陳欽生等案，判12年）：「實際上我只是覺得啦，我們過去所受的種種痛苦，應該讓現在的年輕人去瞭解，像現在的年輕人，大致上都不知道以前過去的事實，如果讓這些年輕人瞭解的話，我相信台灣社會會更進一步的，會更好。現在關了幾十年的那些老前輩，都一個一個不見了，剩下像我們這些也都不年輕了……如果這個歷史，不再加強去讓年輕人知道的話，我相信以後機會就很少。」

政治冷漠症與見證的匱乏 

獨裁與專制政治的壓迫與傷害，除了造成歷史正義不彰、社會是非不明之外，另一個對台灣社會及文化的嚴重扭曲就是台灣人的集體政治冷漠症和恐懼症。[9]讓我們以台灣史上對全體台灣人民影響最深厚的二二八事件為例。許多經歷過日據時期以及二二八事件的台灣人前輩都曾經做出如下很有意思的觀察：那就是他們都喜歡將戰後日本投降後、一直到國民黨的軍政人員尚未來「劫收」台灣之前的兩個月 – 從8月15日到10月17日之間的60天 – 稱做台灣歷史上的黃金時代。客家文學前輩吳濁流先生就在他所寫的《無花果》一書中論到：

這種處在真空狀態而能夠民心一致地完成自治工作的，恐怕在世界政治史上是罕見的吧。這些團員，既沒領取報酬，也沒接受任何人的命令，一直從八月十五日到接收人員來台為止, 兩個月間的治安都由他們確實負責下來。尤其在夜間，像冬防警衛一樣，由各地的青年輪流擔任，而一絲不亂地把真空狀態平安度過；這件事，乃是島民的榮耀而值得大書特書。[10]

很明顯的，當時的台灣人有一個普遍的心理，就是認為從今以後台灣不再是殖民地了，應當能用自己的能力及努力，一步一步來完成自己的理想。所以，不但是知識分子，連一般的民眾也都投入這個社會重建的工作，認為過去長期在殖民處境下的屈辱與吞忍都已經過去，前面是充滿光明和盼望的新時代。為什麼有這段黃金時代？當然，日本殖民統治的結束是主要原因。但是，另外一個更根本的原因是台灣人在日本的殖民體制下，不但建立了一個現代化社會的基本模式，更在殖民地的教育制度下學習了「法治」的精神與文化。[11]

沒有想到，當台灣人在二次大戰後開始用積極的態度參與公共事務，並對前途充滿了盼望和期待時，台灣歷史上最黑暗也最殘酷的「統治暴力事件」卻臨到他們身上。確實，1947年所發生的228事件從此塑造了台灣人的「集體政治冷漠症」。當時，樸實、單純、無辜的台灣人也是以相當的熱情在歡迎從所謂的「祖國」前來接管的官員和軍隊。結果呢？我們如果說台灣人在日本殖民統治後期所表現出來那種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的精神是比較接近耶穌所講的「洗腳」精神，那麼，國民黨統治下的政治文化就是一種「洗腦兼洗手」的文化，一方面用大中國意識把你徹底洗腦，另一方面卻又叫你洗手，不要「插政治」，以致於台灣人對公共事務冷淡，將精神完全投入在「私我」文化的發展上。[12]

客籍作家李喬就指出「囝仔有耳無嘴」、「人多的地方不要倚過去」、「政治好插，狗屎都好吃」等諺語所代表的就是台灣悲慘歷史經驗下所發展出來的「生存智慧」，而「二二八大屠殺」的經驗是這些諺語的主要「催生」或「成型」的力量。[13]誠然，台灣社會解嚴至今已達四分之一世紀，政權也已經兩度和平轉移，但這種私我文化卻仍繼續侵蝕、腐化著台灣人的心靈。

除了政治冷漠症和私我文化的問題外，這種文化價值上的扭曲還包括帶有宗教意涵的「業報」與「原罪」的觀念，這即是楊碧川所稱的「罪的哲學」：，

台灣人接受暴政惡法的壓迫與剝削，卻退而自認是受前世果報，只有求神拜佛，企求減輕自身的罪業，而不是反抗與爭取公正、合理與法律的正義。台灣人最後只有自認是「業命」……接受西方宗教的台灣人又自認承襲了原罪。對原住民有原罪，對少數族群有原罪，更可笑到推論占多數（75%）的福佬人，因人數多而講福佬話也是一種「原罪」。當被壓迫者喪失了反抗的動力，業報或原罪就成了屈辱與逃避的代名詞。這才是台灣人最大的悲情。[14]

確實，當受壓迫者在長期扭曲與恥辱下轉變為「自我貶抑」的心態時，那種失落公平正義感的「遺忘與寬容」將是虛假且扭曲的。筆者近日前往阿里山鄒族的特富野社參與「戰祭」(Mayasvi)的典禮，對傳統祭典之美印象深刻，但在參與美好祭典的過程中卻也深深體認到過往政治傷害所留下的巨大陰影。眾所周知的，鄒族是台灣原住民族群中唯一集體參與二二八事件的族群，他們的領導階層（高一生、湯守仁、武義德等）後來受到國民黨政府秋後算帳，並以羅織的罪名遭到死刑槍殺或長期監禁的命運，他們的冤屈至今仍未得到平反。最讓筆者感到驚訝的是，許多遺族的後代仍然認定這些父執輩是作了錯事的人，甚至公開譴責他們。令人感到悲傷的是，這些後代家人和整個族群仍持續活在雙重的罪惡感和恥辱中。

確實，對於二次大戰期間猶太人遭受迫害的深層心理分析研究顯示：「對於迫害者及受害者而言，大規模的死亡是生命外面的事，為了繼續生存，他們只有『假裝』什麼也沒有發生。」[15]而旁觀者與世界的缺乏反應，不但造成了「見證的崩潰」以及「沈默的專橫」，更促使大屠殺變成一個「沒有證人的事件」。而因為見證者、迫害者、旁觀者截然不同的見證立場，大屠殺在經驗、認知及感官上將會「排除看見與共識團體的可能」，進而瓦解任何「共同見證」的可能性。因此，若非藉助紀錄片及藝術表達的形式，「見證的聲音」將無法歸來。[16]

1986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艾禮•魏索(Elie Wiesel)強調「見證」是義無旁貸的責任：「我的寫作乃是為了作見證。這是我孤寂的起源，在我的每一個句子、每一個沈默之間流露出來。」[17]在台灣社會裡，值得慶幸的是，面對像二二八這樣的大屠殺事件，藉助台灣民間的基金會及歷史學界所推動的「口述歷史」計劃，我們發現受難者的家屬已經逐漸走出二二八的陰影，勇敢地站出來陳述長年深埋內心的辛酸血淚。在這樣的過程中，我們發覺，受難者家屬的「苦難記憶」開始通過分享、重建、傳述，以及記錄，而成為醫治、轉變、抵抗、連結感的力量來源。[18]然而，還是有許多重大政治案件的歷史真相仍未大白，受冤屈者也仍未獲得平反，如何推動轉型正義、追求歷史真相、深化民主價值，並從「見證」轉向「正義與公道的回復」，是這一代台灣人的共同社會責任。(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