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跪的戲劇張力與自白的補強證據
文 / 王怡今(執業律師)
又是一起自白兼下跪道歉的案例，但「奇怪」又「幸運」的，被稱為「東海之狼」的紀富仁最後無罪確定，因為他在押期間，看守所外新發生一件性侵案，該 案所採集到的ＤＮＡ竟與紀富仁「自白」犯下的性侵案件ＤＮＡ相符，「精子不可能飛越鐵窗」，所以其自白與事實不相符，不得作為犯罪證據。
刑事訴訟第一百五十六條第二項的法律用語是這樣規定的：「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的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 實相符」。所謂其他必要之證據，就是「補強證據」：補強自白事實真實性的證據。大法官釋字第五八二號解釋還強調：「非謂自白為主要證據，其證明力當然較為 強大，其他必要之證據為次要或補充性之證據，證明力當然較為薄弱，而應依其他必要證據之質量，與自白相互印證，綜合判斷，足以確信自白犯罪事實之真實性， 始足當之」。
簡單的說，紀富仁的警詢自白就是「欠缺補強證據」，下跪道歉的戲碼儘管精彩，但其本質還是自白，當然無法當作補強證據。接下來我們一定會問：那麼紀先生為 甚麼要承認一件不是自己犯下的罪？紀先生說了，因為被刑求。但是即使現在已確定找到ＤＮＡ相符的「真兇」，偵辦紀富仁案的司法警察仍然不承認刑求，並以紀 富仁在媒體前向被害人下跪道歉自白犯罪，來表彰自白的「真摯性」，而整齣戲碼在鏡頭前上演，焉有刑求逼供之可能？
警察的判準，幸與不幸、高明不高明，都與最高法院法官的經驗與邏輯若合符節。歷經二十三年才定讞的邱和順等人綁架陸正案，就是一直在被告及共犯自白 的真實性上打轉。邱和順及共犯多人，都在警局向陸爸爸自白犯罪，共犯中更有吳淑貞及鄧運振，羅濟勳、陳仁宏等人也都公開在記者前向陸爸爸下跪道歉。最高法 院不採信這些共同被告的刑求抗辯，判決理由稱：「苟吳淑貞及鄧運振，羅濟勳、陳仁宏係遭強迫承認案情敷衍陸父，則彼等違背自由意志，百般不願，豈會公然在 記者前向陸父下跪，若彼等下跪亦出於警察授意，何以其他共同被告並無下跪之舉，其等所辯，難認可採」。最後事實審的高等法院判決更謂：下跪，確係因作案後 發自內心之悔意所致，若非參與綁架陸正案，致陸正為邱和順所殺，因而心中懺悔，又何致有如此之真情流露、後悔認錯之舉措」。
為甚麼有下跪加持的自白，特別是公然在記者面前的下跪，就不可能是刑求造成的？依循這樣的邏輯，紀富仁向被害人下跪，也是在記者面前（法院已經不問記者的意願，將記者當成間接證據的組成要素），當然是「真情流露、後悔認錯」。如此又何須再調查有無刑求及有無補強證據呢？
刑事訴訟第一百五十六條第一項規定，以強暴、脅迫等刑求方式取得的自白，即使與事實相符，也不能採為證據使用。目的就在禁止檢警機關為追求真相，不 擇手段的違法侵害被告權利，因為結果往往是取得不真實的自白，不僅真相仍未查明，反而造成無辜者難以挽回的冤獄。被告向被害人下跪的動作當然也是自白，同 樣的，江國慶向主導的空軍作戰司令陳肇敏下跪也是，所以排除刑求的自白，更要排除刑求繼續效力所製造的下跪舉動。
檢警在被告「自白」之外，增加「下跪舉動」當作證據，而且還找來記者「見證」，不僅可以先營造媒體公審，更可免除日後遭刑求指控的危機，尤其讓被害 人（或其家屬）堅信在面前下跪的這個人就是加害人。「東海之狼」案的被害人是，陸正爸爸也是，當年見到陳進興妻舅張志輝下跪的白冰冰更是。更諷刺的是， 「有下跪加持的自白」成為一個「創造」共犯、被害人家屬證詞的「機會」，使法官忽略或捨棄調查其他補強證據，更大大降低檢警蒐集自白以外其他補強證據的誘 因，讓我們對刑事犯罪的偵查始終停留在供述證據的逐字逐句比對、取捨，以及讓法官在這些虛無縹緲文字堆砌的筆錄中努力發想，而無法跨步前進。
與其整日浸淫，著墨於究竟是自白與下跪相符，或是下跪與自白相符的鬧劇中，或許我們該思考的是，我們這群「包青天」的子民，為甚麼仍習於在鬼魅與下跪之中找尋正義的情感需求？CSI所刻劃的科學辦案精神，難道只能是攝影棚中不切實際的想像？(本文獲得PNN公視新聞議題中心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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